上海社保：危險的投資

2006年09月03日 14:53
來源：《財經》作者：胡潤峰楊海鵬付濤季敏華羅昌平歷志鋼

人參與條評論

上海社保進行了規模浩大的投資，雖有制度滯后于實踐的歷史背景，卻也凸顯了決策人與執行者的冒險，交織著權力尋租的“灰幕”

□ 本刊記者胡潤峰楊海鵬付濤季敏華羅昌平歷志鋼/文

成立八年的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下稱上海社保局)正陷于有史以來最大的漩渦中。

主政多年的局長祝均一在7月中旬被中紀委“雙規”，8月9日再被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免職。官方消息稱，祝涉嫌違規操作社保基金及受賄。

與祝均一案發同時，上海民營企業福禧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榮坤也被監視居住。這名32歲的億萬富翁是華東多條高速公路的控股人，也是上海市政府間接控股的H股上市公司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碼：2727，下稱上海電氣)副董事長，近年來在多個產業投資逾百億元。

初步證實，張榮坤于2002年初從上海市政府下轄公司購得滬杭高速公路上海段99.35%的股權，曾從上海社保局借貸約32億元。張將其中的11億元支付滬杭高速股權款，余款轉作他用，令社保資金蒙受巨大風險。

相關官員及國企領導“落馬”的消息接踵傳出，分別是上海社保局社保基金監管處處長陸祺偉、上海電氣執行董事韓國璋；最近的一位，則是8月15日被上市公司公告“接受調查”的上海電氣董事長王成明。被傳喚接受紀檢機關談話詢問的當地官員亦不乏其人。

短短一月內，政府官員與民企富豪相繼被查，在多年來甚少負面新聞的上海引起極大震蕩。盡管司法程序尚未展開，外界難明就里，但上海社保局歷年來違規乃至違法操作的內幕，已被揭開一角。

《財經》獲悉，上海社保資金早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期即因進入房地產等行業出現投資虧損。為止損，更為“增值”，政府一度將全市社保資金委托浦東發展銀行(下稱浦發行)社保部經營，高峰時超過100億元。浦發行1999年上市后，社保部脫鉤，經過一段過渡期，至2002年轉回社保。其時，部分資金仍在房地產業中沉淀；而轉回上海社保局的自營部分，又再度進入“長期項目”。

這期間，是中國社會保障機制從草創至摸索、又在無序中不斷走向規范的15年。其間，上海社保進行了規模浩大的投資，雖有制度滯后于實踐的歷史背景，卻也凸顯了決策人與執行者的冒險，交織著權力尋租的“灰幕”。上海社保收繳在全國名列前茅，向以高效、足額發放養老金聞名，但近年也已收不抵支，加上對外投資所埋下的隱患，未來支付風險不可小視。

長期以來，上海政府部門集社保資金行政主管與投資運營人為一身，即便在社保資金法制監管、市場運營呼聲日高的今天，也未有實質性改變。這一超強壟斷的現實，既構成上海社保之于全國社保的案例意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今日亂象之源。

祝均一被免職后，上海社保局長一職由原上海楊浦區區長蔣卓慶接任。現年48歲的蔣卓慶是“老財政”，曾任上海財政局副局長，曾有名言“工作好不好，評價權在老百姓”。

如今新社保局長所面臨的，既有過往之亂，更有現實之困。上海社保何去何從，今后當引起持續關注。

祝均一與早年上海社保

“1996年前后，是社保基金投資房地產的高峰期，投入資金在60億元左右，但社保投資性質不清，產權不明，非常危險”

此次卷入上海社保案的核心人物祝均一，現年55歲，早有聲名，由青年企業家而入仕途。

祝均一祖籍浙江海寧，生長于上海。15歲初中畢業后赴黑龍江當知青，十年后返城，在街道生產組做工，因才具脫穎而出，將生產組改制為上海盧灣區春雷電訊廠；之后，以春雷廠聯合十家街道工廠組建多靈有限公司，任經理。公司多有盈利，成上海街道企業典范。祝一躍而為上海經濟改革先鋒，屢做演講，廣為報道，是當年官方媒體報告文學的主角。

1985年，34歲的祝均一被破格提拔為盧灣區集體事業管理局副局長，從此入仕。之后十年，祝歷任上海市集體事業辦副主任，上海市經委副秘書長、副主任等職。1996年，祝均一以上海市經委副主任之職兼任上海勞動局局長，從此與勞動社保打了整整十年交道。

祝均一履新勞動局長當年，上海申寶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下稱申寶公司)已運營四載。申寶公司由上海市退休費統籌管理所劃撥1億元資金創立，后者正是早年上海市統管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繳交、發放的全權機構，隸屬上海市勞動局。申寶的使命，則是利用養老金“部分結余”投資房地產，以“保值增值”。申寶公司之于上海勞動局，其實是政企不分，相關人員既是勞動局干部，又是申寶公司高管。

知情人透露，申寶早年既涉足房地產，也買賣當時緊俏的鋼材，因操作水平低下，造成逾2億元虧損，曾遭中央審計部門調查。

1993年初，上海市社會保險管理局成立，下設上海市養老保險事業管理中心，統一經辦全市社保基金，同樣是集行政管理與商業運營為一體。原上海市退休費統籌管理所就此退出歷史舞臺，申寶公司也相應劃轉上海市社會保險管理局。

鑒于申寶公司經營社保基金嚴重虧損，上海市政府意欲將全市社保基金轉予專業金融機構運營投資，1992年方始成立、本身亟需業務的浦發行遂成首選。

約在1994年，浦發行成立社保基金部，專司接口社保基金。原建設銀行上海分行人事處長張洛敏調入浦發行，任社保部主任，從此在前臺主掌社保基金運營大權。

隨后，上海社會保險管理局將超過40億元社保基金劃入浦發行社保基金專戶，后者對政府有保底收益的承諾。

社保基金這一托管運營模式，曾報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也曾寫進1994年頒行的《上海市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辦法》。《辦法》第四十一條稱：“養老保險基金的增值運營委托上海浦東發展銀行進行。”

然而，相關制度的“正名”，并不必然確保早年社保基金走上合法和理性的投資軌道。浦發行社保部在受托巨額社保基金后，面臨巨大的投資增值壓力。此時，上海房地產市場開始升溫，巨額社保基金遂大舉投向樓市。

“1996年前后，是社保基金投資房地產的高峰期，投入資金在60億元左右。但社保投資性質不清，產權不明，非常危險。”一位接近早期浦發行社保基金部的知情人告訴《財經》記者。

投資亂象

“我們之前所擔心的所有問題，全部集中爆發了”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上海社保基金投入的五大房地產項目均已動工，分別是如今的明天廣場、永銀大廈、東銀大廈、東海廣場和來福士廣場。

然而，社保基金選擇投入上述房地產項目，并非全部由受托機構浦發行社保部主導，當時的上海社會保險管理局也不是最終拍板人。其中主要項目系指令項目，有些項目所有人根本沒有資金開發，只是擁有一塊地塊，甚至連地價也未支付，全靠社保基金啟動開發。而在最初，大筆社保基金投入，只獲得“參建”的身份。

這是一種嚴重不規范的投資行為。由于有關房地產項目未成立項目公司，社保基金的巨額投入無法構成產權投資，只能采取借款參建形式。當時的合作方式，是由社保基金與項目所有人簽約，后者承諾先還本付息，待項目建成后再予分紅。

當年社保基金借款與浦發行社保部商定的利息，是在同期銀行貸款利率和物價指數之間取高者，再加兩個百分點，由此最初確定的年息約在15%至20%；分紅比例則一般定為四六開，項目合作方得四成，社保基金獲六成。這是一個如意算盤——假設房地產項目開發完畢，全部售出，則社保基金既能收回本息，又能獲得豐厚分紅。但是，如果項目開發失敗，合作方并沒有一分錢投入，完全可以一走了之。約定的借款利息高達20%，形同高利貸，即便打起官司來，也不會獲得法院認可。所有的風險都落到社保基金頭上。

很快，上海社保基金就遭遇了第一次重大風險，“我們之前所擔心的所有問題，全部集中爆發了。”知情人說。

這個驟然爆發危機的房地產項目，就是東海廣場。

慘敗東海

“社保基金投資東海廣場，最終什么也沒得到，簡直是一場鬧劇”

東海廣場項目位于上海南京西路1688號，最初由上海天怡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天怡公司)擁有。天怡名為民營企業，但背景相當復雜，其中一度包含不明“干股”。天怡在獲得東海廣場項目后，因手頭沒有資金，遲遲未能開發。

1994年，浦發行社保部受有關指令向東海廣場投資4.8億元，項目由此動工。然而天怡公司一直拒絕就東海廣場設立項目公司。浦發行社保部雖有巨額投資，但不能體現為項目產權，只能采取借款名義。

東海廣場啟動開工后，天怡將建設用地許可證等全部辦理到自身名下，而非與浦發行社保部共同持有，理由是浦發行作為銀行，不能投資房地產項目。此時，浦發行背后的社保基金的投資權益，已被完全虛置。

至1998年，因中央清理整頓社保基金投資，上海社保基金后續投資受阻，東海廣場就此停工，合作雙方矛盾激化。天怡公司鋌而走險，擅自成立了上海天堡房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天堡公司為中德合資企業，天怡在其中的投資，正是來自東海廣場的相應資產。天怡此舉，意在拋開浦發行社保部，轉向外方融資。

1999年1月，浦發行社保部將天怡公司告上法院，要求中止后者侵權行為，并明確自身在東海廣場的投資。由于東海廣場自始至終未能成立項目公司，法院判定浦發行社保部的投資無法律效力，東海廣場項目所有人仍是天怡。

法院判決天怡公司償還4.8億元借款本息，由于當初浦發社保部與天怡約定的將近20%的借款年息過高，明顯違反信貸政策，得不到法律保障。最終，法院判決天怡按正常貸款利息還本付息，總計約5.48億元。

然而此時，東海廣場仍然“爛尾”，天怡公司根本無法還本付息。之后，經上海政府有關部門安排，由當地一家國有企業接盤東海廣場，社保基金方始收回5.48億元本息。

“社保基金投資東海廣場，最終什么也沒得到，簡直是一場鬧劇。”當年參與訴訟的一位人士說。

危險的“安聯模式”

“安聯模式”突出反映了上海社保基金集基金管理人、投資人和經營者于一身的種種弊端。無論是社保基金的增值收益，還是安聯公司的資金負債，已經形同一場往來平賬的紙上游戲

從1996年起，上海社保基金經營高層意識到“借款參建”的巨大風險，開始要求與合作方成立項目公司，將社保基金的投入規范為產權投資。

于是，浦發行下屬上海東展有限公司(下稱東展公司)走上前臺，成為社保基金的投資主體。東展公司雖名為浦發行全資公司，實際注資悉數來自社保基金。

1996年起，明天廣場等房地產項目相繼成立了項目公司，體現社保基金投資的東展公司在項目公司中持股60%，另外40%股權則為合作方所有。

“這又形成了一個悖論：合作方事實上沒有一分錢投入，為何能白白在項目公司中持股四成？他們頂多是把社保基金投向項目的資金，拿出一部分作為自己在項目公司中的注資。”浦發行一位前中層說，“我們決定有步驟地將產權全部收歸己有。”

以上海明天廣場有限公司為例，1996年公司成立時，注資2000萬元。工商資料體現為東展公司注資1200萬元，合作方注資800萬元。至1998年，上海安聯投資發展公司(下稱安聯公司)增資8000萬元，持股明天廣場80%，原有兩大股東的持股被攤薄為12%和8%。至2000年，持股8%的原合作方徹底退出，明天廣場成為安聯和東展各自持股95%和5%的公司。

1998年現身社保基金投資前臺的安聯公司，實際上是由原申寶公司在1998年更名而來。也正是從1998年以后，安聯公司取代之前的東展公司，成為上海社保基金投資房地產的企業法人主體。原先的三層投資架構——社保基金注資東展，東展再投資房地產項目公司，因安聯的介入，轉為更為復雜的四層架構。在股權上，安聯公司由東展公司全資所有。

“這種架構，其實是將社保基金投資置于更為雜亂而尷尬的境地。”早年參與上海社保基金運作的一位資深經理人說。

一方面，社保基金借東展公司曲折進入安聯，在安聯公司資產負債表上體現為巨額借款；另一方面，社保基金對外需要顯示“增值收益”之績效，每年在賬上獲得不菲的“投資收益”。這一投資收益，又體現為安聯公司每年的巨額資金成本，進一步放大了負債規模。

事實上，除了東海項目投資失敗，1998年后以安聯名義投入的明天廣場等四個房地產項目，有的長期“爛尾”，有的不能保證正常收息，安聯公司投資收益并不顯著。所謂“安聯模式”，突出反映了上海社保基金集基金管理人、投資人和經營者于一身的種種弊端。無論是社保基金的增值收益，還是安聯公司的資金負債，已經形同一場往來平賬的紙上游戲。

1999年浦發行上市前夕，這一危險的游戲已經難以為繼。

真假脫鉤

就是在各地社保基金全力清收早年投資的1999年，已是形同“看守內閣”的浦發行社保部，作出了一個繼續投資房地產項目的大膽決定

浦發行于1999年末上市。上市前夕，自1994年以來受托賬外運營的逾百億元社保基金，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

“要么將這100多億元社保基金放進表內，體現為社保基金在浦發行的存款，而之前的社保基金投資，則表現為浦發行的貸款；要么將社保基金全部劃出，還歸上海社保局自己經營。”一位參與上市的浦發行人士說。

此時的上海市，已于1998年將原勞動局和社會保險管理局合二為一，并為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由原勞動局局長祝均一出任合并后的上海社保局局長。當年47歲的祝均一，從此掌管上海全市社保基金大權。

同樣在這一時期，中央有關禁止社保基金亂投資的文件接連出臺。最早是在1997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26號文”)，明確規定社保基金結余額除預留相當于兩個月支付費用，應全部購買國家債券和存入專戶，嚴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經營性事業；之后在1999年，由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聯合發布《社會保險基金財務制度》，就上述社保基金投資原則進一步制定實施細則。

從1998年起，中央有關部門連番調查社保基金投資問題，各地社保部門紛紛整飭門庭。當此情勢之下，由祝均一主政的上海社保局也開始大力清收以往投資。

1999年，浦發行最終與上海社保局達成協議，將受托社保資金悉數劃轉社保局。雙方同時約定三年過渡期，過渡期內，由浦發行和社保局共同清理以往投資項目，收回資金。

此時的浦發行社保部依然保留，張洛敏依然擔任主任，主要任務變成了變現資產，清收貸款。

“我是在1999年初認識張洛敏的，他是一個非常有頭腦的人。和他談事，感覺就是在和高人交手。”早年接觸過張洛敏的一位知情人說。

就是在各地社保基金全力清收早年投資的1999年，已是形同“看守內閣”的浦發行社保部，作出了一個繼續投資房地產項目的大膽決定。

“張洛敏當時告訴我，社保基金在萬都中心有5.5億元的投資，現在萬都爛尾，錢眼看收不回來。他考慮繼續投資，把大樓蓋完。”前述知情人回憶說。

身陷萬都

萬都巨額銀行貸款以及房產被悉數查封的事實，似乎表明今日的萬都并未完全“解套”。上海社保基金對萬都超過十年的巨額投資能否最終收回，至今仍是未知數

萬都中心由上海萬都中心大廈有限公司全資持有，公司最終權益人，系湖南籍港商鐘建國。

萬都中心位于上海虹橋經濟開發區興義路8號，上海社保基金早在1995年即已投入萬都中心。投資方式，同樣是早年含混不清的“借款參建”，至1999年初，社保投入萬都累計已達5.5億元本金。

“鐘建國當時沒什么錢，他在拿到社保的投資后，迅速抽走去開發其他項目，再將萬都的地塊向銀行做抵押貸款，用貸款來建房子。”接近鐘建國的一位法律界人士說。

至1999年初，因后續資金投資受阻，工程業已過半的萬都中心停工。“張洛敏對我說，設計規模54層的萬都中心是上海浦西第一高樓，有領導指示一定要建成。如果資金不夠，就讓社保基金繼續投入，否則鐘建國就死定了。”上述法律界人士透露。

約在1999年底，張洛敏主管的浦發行社保部與鐘建國簽約，以預付房款名義向萬都再投7億元，即萬都中心竣工后，向浦發行交付價值7億元的房產。而實際操作方式是，一旦萬都中心竣工發售，則鐘建國向浦發行社保部還本付息，“賣一套房子，就還一套房子的錢。”

如今看來，上海社保基金早年投資或可諉過于無法可依；但在1999年各地在中央三令五申下大力清收投資之際，仍繼續投入風險極大的房地產，明顯屬于違法違規之舉。

在獲得社保基金巨額后續投入后，萬都中心終于2002年竣工。今年8月中旬，記者來到位于上海虹橋經濟開發區興義路8號的萬都中心，只見這棟54層的大廈周身以豪華玻璃幕墻包裹，氣勢恢弘，各樓層幾乎全部出租，據稱出租率高達93%。

而在上海長寧區房地產交易中心的房產資料中，顯示萬都中心除五層樓宇業已出售，其余樓層全部于2006年5月被上海市第一中院查封，查封原因是“訴訟保全”。《財經》記者獲悉，此案申請查封人正是安聯公司，案由是追討委托貸款，訴訟標的額為4.5億元。

浦發行2005年年報顯示，上海萬都中心大廈有限公司是浦發行最大貸款客戶，貸款余額為12.05億元。《財經》記者采訪中獲得證實，這筆巨額貸款，系早前社保基金向萬都的12.5億元借款，經重組輾轉變更而來。萬都巨額銀行貸款以及房產被悉數查封的事實，似乎表明今日的萬都并未完全“解套”；而上海社保基金對萬都超過十年的巨額投資能否最終收回，至今仍是未知數。

“這幾年因為上海房地產飆升，社保基金當年的投資才有可能解套。張洛敏很能忍，他終于等到了這一天。”浦發行一位資深人士評價說，“這好比一場原本必輸的賭博，萬幸地挺過來了。”

據悉，目前仍擔任著安聯公司董事長的張洛敏已在2002年前后正式離開浦發行，全家也早已在澳大利亞置業。

重回“申寶時代”

祝均一執掌下的社保基金與年金管理“兩大中心”，似乎也并未能顯現出超越以往的財技，反而暴露出更多的混亂和尷尬

正是在張洛敏離職的2002年，浦發行最終將受托社保基金與上海市社保局交割完畢。

同年，祝均一主持下的上海社保局相繼登記成立了兩個事業單位：上海市社會保險事業基金結算中心(下稱社保中心)和上海企業年金發展中心(下稱年金中心)。

基本養老保險與企業年金，是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初倡導養老保險制度“三支柱”模式中，除個人自愿儲蓄性保險之外的兩大支柱。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由社會統籌賬戶和個人繳交賬戶構成，統籌賬戶由企業繳交，用于當期退休金支付，“現收現付”；個人賬戶主要由個人繳交，用于實名制積累，在職工退休后一次性或分期全額支付。但在之后的實踐中，由于統籌賬戶存在巨大支付缺口，各地社保部門均調用個人賬戶資金用于當期支付，個人賬戶長期有名無實，常年處于空轉之中。國家自1997年以來嚴格限制社保基金投資渠道，只許購買國債及存入銀行，即是出于保障資金流動性，滿足當期支付的考慮。

相比社保基金，企業年金為企業補充養老保險金，為積累式基金，并不用于當期支付，因此更具有籍多元化投資增值的需求。國家自1995年推進企業年金繳交以來，對這部分資金的投資渠道，向無明確規定，亦無相應限制，一般理解視同社保基金。

正是在2002年，徹底收回了社保資金運營權的上海社保局，仿佛重回十年前獨自運營社保資金的“申寶時代”。此時，非但全市社保基金的運營大權仍舊掌控于政府之手，原本可自主選擇投資經營主體的數十億企業年金，也牢牢握在社保局手中。

然而這一次，祝均一執掌下的“兩大中心”，似乎也并未能顯現出超越以往的財技，反而暴露出更多的混亂和尷尬。

社保中心成立于2月。同年3月，宛如平地拔起的年輕富豪張榮坤以32.07億元的價格，收購政府所持上海路橋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海路橋公司)99.35%的股權，從而獲得滬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的收益權。后來披露的事實表明，張氏收購資金正來自社保基金。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一位人士向《財經》記者證實，這筆資金總計約32億元，以社保基金通過工商銀行上海分行委托貸款的形式，放給了張榮坤旗下的福禧投資。

可能因為社保基金貸款的違規性質，這筆巨款不僅無可靠抵押，而且在后來福禧投資為發短期融資券而發布的審計報告中亦未提及，其風險之高可想而知。

這一年的4月及6月，“上海社保基金結算管理中心”的名稱，分別出現在金豐投資(上海交易所代碼：600606)、東方熱電(深圳交易所代碼：000958)兩家上市公司流通大股東之列。投資股市不比暗中放貸，社保身份一旦暴露，立即遭到外界強烈質疑——早在1997年投資渠道即被嚴格限制于債權及銀行存款的社保基金，居然在2002年仍投資股票，好比明火執仗。

敏感的上海社保中心迅即從上市公司抽身，國內A股流通股股東中，不復見其蹤影。正是在此后的2002年12月，上海企業年金中心正式注冊成立。以后的上海社保局，對二級市場屢有投資，但所用名義皆為年金中心，蓋因積累制的企業年金投資渠道，并無明確的政策限制。

年金中心的掩護作用不僅僅在股市。2006年8月10日，有關公告顯示，福禧投資已收到上海市第一中院送達的民事裁定書，宣稱因“借款合同糾紛”，法院已應上海市企業年金發展中心提出的訴前財產保全申請，依法查封、凍結福禧投資相應資產。8月17日，《財經》記者再度獲悉，上海年金中心已于當天——即訴前保全有效期的最后一天，正式向福禧投資提起訴訟，訴訟標的約為32億元。法院當天立案。

稍梳理時間即可明了，上海年金中心之成立，遠在福禧投資獲得上海社保中心借款數月之后。個中明顯的時間差，又該如何解釋？

政府之手

“2004年后，銀行對房地產項目的貸款審批日益嚴格，而且需要采取近乎苛刻的抵押方式。相比之下，上海社保發放委托貸款，幾乎不需要經過什么貸款審核”

多位知情人透露，上海社保長期將社保基金和企業年金混用。早在上世紀90年代委托浦發行社保部運營時，高達100余億元的社保資金中，既包含社保基金，亦包括企業年金。

2004年5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同時頒行《企業年金試行辦法》、《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明確規定企業年金運營采用信托模式的基本框架，并首次提出年金受托人、賬戶管理人、投資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多元化主體概念。兩大《試行辦法》，打破企業年金由政府長期一手包攬的積弊，欲以市場化運作取而代之。

2004年，全國共有37家企業獲得企業年金托管人資格，年金市場化運作邁出了第一步。由此，各家企業可自主選擇合格的年金托管人，以市場化方式運營增值本企業的年金。

這一年，公開資料顯示上海年金積累結余84億元。托管權和運營權全部掌控于上海社保局之手。

2003年至2004年，上海年金中心頻頻現身股市，最高峰時成為19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東。期間，上海年金中心在二級市場的操盤手法投機性強，多與券商莊股同進退，曾受到市場不少譏評。

2005年末，面對外界日益高漲的年金市場化運作的呼聲，上海社保局副局長鮑淡如曾回應：“誰的投資回報高，投保人自然愿意把錢交給他。”據鮑彼時公開透露，上海年金中心所掌握的年金已高達110億元。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國內第二大地方官辦年金中心深圳年金中心，僅掌握資金13億元。

時至今日，外界仍未見上海年金運作走向市場化的明顯跡象。

除了進入股市，上海年金中心還頻頻將巨額資金用于委托理財以及委托貸款，其中一部分資金委貸給滬上房地產商。《財經》記者曾有機會與一位安排貸款的中介金融機構負責人交談，確知年金中心于2004年曾通過該機構，向華東某市一房地產公司發放8億元委托貸款。貸款期限三年，年息約7%。

這家房地產公司原本計劃向當地銀行貸款，但銀行貸款審批耗時較長。在通過中介找到上海社保局后，后者僅在兩個月內即將8億元現金一次性打入。

“2004年后，銀行對房地產項目的貸款審批日益嚴格，而且需要采取近乎苛刻的抵押方式。相比之下，上海社保發放委托貸款，幾乎不需要經過什么貸款審核。”該金融機構負責人說。“簽署委托貸款協議的是上海年金中心，但他們的錢究竟從哪里來，我們就不知道了。”

與上海基本養老保險覆蓋1200萬人、收繳率在99.9%以上的規模不同，作為補充養老保險的企業年金，在上海僅110萬人享受。這部分錢由企業和個人自愿繳納，在企業工資總額4%之內可列入成本，積累之后用于個人未來較好的養老生活。

目前上海企業年金中心掌握了企業年金之大部，其運行外界無從知曉。僅在每年1月，人們可以在上海社保局官方網站上，看到一份關于“結算本市補充保險基金收益分配的通知”，其內容包括對各參保單位和個人上年補充養老保險賬戶儲存額的收益分配率。今年初，這個數字是4%，較往年略低。

年金受益人無從知道，自己未來的這部分補充養老金投在何方？究竟是賺還是賠？

兩個“中心”

何以專司基金監管的處室卻成了參與運營的部門？監管和運營的合一，又意味著什么？

上海年金中心與上海社保中心，均注冊于上海市中山南路685號。這是一幢外表灰暗、略顯陳舊的大樓，僅在樓內的一塊樓層指示牌上，才能看到有三個樓層標注著“上海社會保障基金結算與管理中心”的字樣。

樓內工作人員稱，這里至少有五個樓層屬于社保中心。社保中心法定代表人、主任徐愛平的辦公室位于907室，記者趕到時，多位工作人員稱徐主任有事出門了。

然而在685號大樓內，記者遍尋不到上海年金中心的辦公場所。經多方詢問，均被告知年金中心并不在此掛牌辦公。再問年金中心法人代表、主任張強林在何處辦公，有工作人員回答：“張處長和福保處早就搬到天山路去了。”

上海事業單位登記資料顯示，社保中心的宗旨和業務范圍是“承辦養老、醫療保險基金征集、支付、管理；按政策擬定操作辦法與管理”。而年金中心則負責“承辦企業年金的收繳、個人賬戶管理和發放；負責企業年金基金的管理、運營和收益分配”。

但在社保局的官方網站上，總計18個處室與15個政務執行單位中，卻只有社保中心，并無年金中心。該網站上“管理運營企業年金”的職能屬于福利保險處，處長正是被登記為年金中心法人代表的張強林。

記者來到位于天山路1800號的上海市社保局大樓，在六樓一間標記“福利保險處”的辦公室內，找到了張強林本人。

這位40余歲的處長似乎對自己“年金中心法人代表”之名并不熟悉，一聽《財經》記者問及企業年金，立即有些激動，手抬得很高說：“外面的人不知道，亂說的！我不管年金。”接著，他明確告訴記者：“我們這個部門管的只是企業年金的政策制定，年金的具體運作是基金處在管。”

張強林所稱“基金處”，全稱即“社保基金監管處”，處長陸祺偉現因祝均一案正在接受調查。沒有人能夠解釋，何以專司基金監管的處室，卻成了參與運營的部門；監管和運營的合一，又意味著什么。

地方社保安危

“除非明天廣場能賣出超過50億元的價格，否則安聯公司對社保基金的負債就不可能做平”。與此同時，上海社保收支缺口危機正在浮現

多年來屢禁不止的違規違法投資，以及因投資造成的巨大損失和潛在風險，還僅是上海社保如今面臨困境的一個方面。困境的另一方面，則是日益擴大的地方養老保險金缺口。

據《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年鑒》統計，上海用于基本養老的社保基金(含社會統籌賬戶與個人賬戶)余額在2000年為93.1億元。然而，2001年、2002年兩年均是收不抵支，當年收支缺口分別為19.5億元、23.5億元；2003年至2004年，社保基金當年收支出現盈余，分別為4.6億元、6.2億元。至2004年末，上海社保基金歷年積累結余為80.5億元。

這只是上海市社保局上報的公開數據。上海市發改委曾于2004年委托有關人員對上海市企業年金作專項研究，最終形成一份名為《上海市企業年金發展模式研究》的正式報告。報告獲得上海市社保局大量一手統計數據，顯示上海社保基金從2000年開始，出現當年收支赤字7億元，2001年至2002年，收支赤字驟升至30億元和40億元。

對此，報告特別指出，“如果沒有大的制度改革，原有的一點積累將在數年內用完。”

報告還稱，上海即將進入老年人口加速增長期，“老齡化高峰期將出現在2020-2030年間，屆時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占到戶籍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養老保險制度將經受最嚴峻的沖擊。”

對此，北京有關社保監管專家在接受《財經》采訪時表示，地方社保資金的保值增值確實是一個兩難問題。但在目前年金賬戶與社保基金賬戶業已分開運營，未來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賬戶也將分開運營的情況下，有關投資增值行為已經得到分類規范。

“無論如何，社保基金目前主要用于當代現收現付，絕對不允許擠占挪用、違規投資，以往的違規投資必須嚴肅查出，予以追回。”前述專家說。

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1998年以來，全國清理回收往年被擠占挪用的社保基金達160多億元；至2005年底，還有10億元沒有收回入賬。

這個數字，顯然還不包括上海可見的大批違規資金。上海社保早年典型的違規投資主體安聯公司，如今也仍在繼續承擔早年投資的巨額虧損。最新財務報表顯示，截至今年3月底，安聯公司借款總額高達52.72億元。

這些巨額借款，全部體現為對上海社保基金的負債。

安聯公司旗下曾有東海廣場、萬都中心等五大房地產項目，后經陸續處置，目前主要資產僅余位于上海市黃陂路上的明天廣場一處資產，除此之外僅有一些零星投資。

明天廣場早年亦曾長期“爛尾”，至2002年方才竣工開業，如今由國際酒店物業巨頭萬豪集團進行管理。2005年末以來，上海市社保局曾與多家中外投資方接洽，意欲拋售明天廣場物業，將投資收回社保基金賬戶。賣方一度開價32億元，但買賣雙方未曾進入實質性談判，上海社保局即單方面宣布停止出售。

知情人透露，上海市政府已安排市國資委全盤接受安聯公司資產負債，未來再計劃由國資委出面尋求買家，整體出售明天廣場資產。“除非明天廣場能賣出超過50億元的價格，否則，最終可能還要求助于用財政資金填缺口。”

本刊記者任波、程?礎⒘杌薄⒂諛源宋囊嚶泄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