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遠憶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內情曾指名道姓批評副主席

2008年08月05日 17:24
來源：青年參考作者：于光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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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歷史的轉折點。而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序曲，當年秋冬之交的中央工作會議則不為人所熟知。身為這些重大事件的親歷者，曾任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在這部著作中詳細披露了此次會議的前因后果，對廣大讀者了解改革開放的歷史應有助益。

1976年4月上旬，北京群眾為悼念周恩來總理舉行的自發集會遭到“四人幫”鎮壓，釀成了被稱為“天安門事件 ”的冤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正是陳云同志和包括作者在內的其他與會代表的積極呼吁，促成了“天安門事件的平反，為隨后的“撥亂反正”創造了良好開端。

1.把“天安門事件”說清，群眾才能服氣

關于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和它的偉大意義，廣大群眾和基層干部的認識一直是十分明確和堅定的。在領導機關中負有一定責任的干部和學術界人士對之也給以高度評價。

“四人幫”粉碎后，黨中央對1976年4月7日中央政治局所做出的決定和同日《人民日報》社論中對“天安門事件”所作的宣傳，在看法上有所改變。在1977年3月，華國鋒就講了這樣一段話:

“關于1976年4月天安門廣場事件的問題……確有少數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乘機進行反革命活動，制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但是應當肯定，當時去天安門廣場的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是悼念周總理的，其中許多人是對‘四人幫’不滿的，反對的。不能把他們，包括純屬反對‘四人幫’而被拘捕過的群眾，說成是參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

也就是說，他雖然對1976年黨中央、《人民日報》所宣布的結論有所改變，但還肯定存在“反革命事件”。對這種關于“天安門事件”性質的說法，廣大群眾和干部是十分不滿意的。在這種情況下，華國鋒要求“不要在‘天安門事件’這樣一些問題上再爭論了”，人們當然不能答應。因此在這個講話后，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呼聲并沒有停止下來。

中央工作會議恰好在此時召開了，對這個黨內和社會上普遍關心的問題，在會議討論時大家就踴躍發言。最早發言的是華東組的陳再道，他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是已經有了，“真理的也有了，就是不敢去“檢驗真— —不敢說真話。群眾悼念周總理，實踐證明是革命行動，是反對“四人幫”的革命行動。如果說“天安門事件”有反革命，這反革命就是“四人幫”的只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全國人民也就服氣了。

2.《北京日報》大膽打破禁忌

發言的第三天即11月15日，《北京日報》上出現了一篇關于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長篇報道，對“天安門事件 ”說了這樣一段話:

“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完全是出于對周總理的無限愛戴、無限懷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對‘四人幫’禍國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國億萬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動，對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這段話與1977年3月華國鋒的講話比較起來有明顯進步:首先是對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去活動的意義評價提高了；更重要的是，三月講話中有一句“確有少數反革命乘機制造了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北京日報》的報道對這句話的意思雖然沒有否定，但也沒有再提。

這一小段話插在長達三四千字的報道中，當天并未引起在京西賓館開會的多數人的注意。可是新聞界的三位同志—— 新華社社長曾濤、《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卻敏銳地注意到了。他們從報道全文中抽出這段話專門發了一條新聞，加上了一個《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的標題，一下就把這條消息的意義拔高了。

新華社11月15日發出電訊后，11月16日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都在頭版重要位置刊出了這則稿件，當天早晨參加工作會議的同志為此興高采烈。值得一提的事是，新華社發出這條新聞時沒有送中央政治局審批，也沒有向常委中任何一個人報告。事后，連胡耀邦也對胡績偉說:“這樣重要的事情也沒給我打招呼？”而曾濤等人當時的考慮是:這件事以不請示為好，就由新華社自己負責。

我接觸到的人都贊賞曾濤同志的勇氣和果斷，華國鋒也明白這一點。這件事原本并不是會內的事情，但對會議發生了影響。因為在新華社的這條新聞發表后，經過三天的考慮，華國鋒在11月18日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門詩抄》題寫了書名。他用這樣一種方式，做出了支持曾濤等同志的行動的表示。

新華社的這條新聞同時也報道了在“天安門事件”中被判刑者全部宣布無罪的消息。但中央工作會議上還是有人希望中央對“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再做一個明確的表態，認為在華國鋒題書名之后，“天安門事件”這件事事實上應該說是完全解決了，唯一還要做的事，便是要求中央再正式發一個文件，再做一個明確的表示。

3.華國鋒做出正面回應

中央工作會議一共開過四次大會。11月10日開幕是第一次，11月13日紀登奎作關于兩個農業文件的說明是第二次，11月25日開了第三次大會，第四次大會是在12月13日。第一次第三次都由華國鋒一個人講話，其他的副主席沒有發言。在11月25日的大會上，華國鋒表示:前十多天的會議讓他感到滿意，還贊揚了這次會議發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樣敞開思想討論問題，是很好的”。他說這些話對于大家發言也是種鼓勵，這以后的發言就更加敞開了。

華國鋒在這次講話中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一個也沒有回避，態度誠懇。這樣的問題他講話時講了8個，后來定稿時又補上了對“批鄧”的平反。關于“天安門事件”，他承認“問題解決得還不徹底，還沒有為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平反”。這是對當時的情況恰當的判斷。因此，他便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這就是黨中央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所做的正式而莊嚴的聲明。

華國鋒的講話肯定是經過中央常委討論通過的，是中央集體討論的結果，華國鋒本人的態度值得肯定。我參加過不少會議，但幾乎沒有見過黨的最高領導人能夠這樣聽取大家的意見，問題解決得如此徹底明確。他的講話也很實在，不提事實上做不到的事，也談了一些應該注意的事情。他說，這些問題涉及“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曾經分裂為兩派的廣大群眾，一定要慎重周到地處理好，防止重新引起派性斗爭。總之，這次講話給人感覺是很好的，有了它做鋪墊，討論就能夠更加深入地開展了。

4.指名道姓批評副主席并沒受指責

11月25日晚上，我到衛生部代表江一真的房間，同他商量應否指名道姓地批評汪東興。

我們認為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講對平反“天安門事件”和對鄧小平出來領導工作的阻撓，對解決冤假錯案的消極態度等等，汪東興欠的賬就很多很多。特別是，在堅持“兩個凡是”的事情上，他起著大后臺的作用——不把他的名字點出來，許多事情就講不透徹，說不明白。左思右想，我們認為會議開到這樣一個階段，是到了該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時候了。

當然我們也不是沒有顧慮。我們知道，我們想做的事是在一個規模相當大的會議上直截了當地批評黨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不過，做這樣的事在黨章上是完全允許的，我們也相信我們的批評是看準之后才采取的行動，應當可以收到積極的效果。但這畢竟是一件大事，而且不知道歷史上是否有類似的先例。我們也想過請示領導同意后才做這樣的事，但又覺得不便，因此就決定自己來擔當這個責任了。

我們決定立即行動。次日上午，由江一真先開了第一炮。之后，我和楊西光也做了聯合發言，與江的發言相呼應。我們著重批評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后堅持“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出來工作、阻撓真理標準討論等情況。楊西光知道汪東興的事比較多，講得比較具體。比如他能準確地轉述汪東興某次講話的具體內容，并把講話的時間、地點交代得清清楚楚，還舉出當時在場可以作證的人名。他講的事情，組內不少人當時還都不太了解，因此大家很感興趣。

我當然關心我們采取這樣的行動之后，會議的領導會有什么反應。很快，我們三人的發言就在會議簡報中如實地登了出來，從簡報登出的速度來看，完全不像請示過什么人的樣子。另一方面，我也關心我們領頭之后，其他5個分組對批評汪東興的反應。果然，和我們的發言相呼應的聲音，雖然不是立刻就有，但慢慢地都出現了。

各組的情況我記不清楚，我只記得西南組指名道姓地批評汪東興的第一人正是胡績偉。他在長篇發言中講了不少有關汪東興的事，舉的材料更具體，對汪批評得也更加集中，更有力量。這之后各分組對汪東興的指名批評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汪東興的許多錯誤言行，有的語言還很尖銳。

總之，整個會議的進程中，沒有發生因為在大會上公開批評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責的事情。這表明這次會議的確做到了充分發揚民主，使我們原先的顧慮成為了多余。

(::節選自《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臺前幕后》，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 1月第2版，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