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最大經驗是保持了農村的穩定

2008年12月04日 10:16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作者：賀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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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不久到成都參加一個會議，應邀參觀了成都三個村莊。目前成都正在大力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城鄉一體化，參觀的三個村莊也在政府推動的確地確權基礎上，發生了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參觀的三村，農民的土地都流轉給龍頭公司，公司每年給農民500—800斤大米/畝，年終土地還可以參與公司分紅。土地流轉出去的農民，可以到公司當職工，也可以外出務工。

不僅如此，成都市還在確權確地基礎上，推動建立農村產權交易中心，農村產權流轉擔保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希望通過政府積極推動，在城鄉統籌上做兩篇文章，一是土地規模經營，二是加建農民城市化。與成都市的做法相類似，成渝改革實驗區的重慶市也在加速推動農民進城的步伐，比如鼓動農民進城買房。

成都是大城市帶大農村，重慶雖然是大城市，其農村之大恐怕早已越過其城市的帶動能力范圍。作為改革試驗區，成都重慶進行試驗，是無大問題的，問題是，成都市將農民土地規模經營后，就能產生出較小農經營更大的效益？值得懷疑。筆者參觀的三個村，龍頭公司將流轉集中起來的土地種植中藥材和西瓜，原因是種糧食不可能賺錢。問題是，要是全國的土地都種中藥材或西瓜，土地就能賺錢？龍頭公司負責人說，去年種西瓜賺了錢，今年則虧。龍頭公司虧了，還如何向農民兌現每畝每年500—800斤大米的土地流轉費，還如何向農民年終分紅？

與成都重慶試驗區不同的是，湖北省今年出了一個經營土地2萬畝的大戶侯安杰，據《農民日報》報道，湖北省主要領導幾乎是人人批示認為要重視和支持這樣的大戶經營。侯安杰沒有成都龍頭公司大方，他以每畝150元的價格流入土地，且還設置流入土地的門檻，有成幾要幾不要”。侯安杰的經營行為合法合理。問題是，若政府在制造侯安杰現象時行為過于積極，侯安杰出得太多，事情就會變得麻煩。

二

為什么這樣說呢？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作一回顧，即不難找到答案。

中國改革開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可謂驚人，在這30年中，中國一直保持了相當高的經濟發展速度，整個社會也處于高速變動中，高速變動是最容易產生矛盾的，但中國30年的高速變動，在政治上和社會秩序上保持了相當的穩定，這在世界發展史上也是并不多見的。

為什么中國改革開放可以保持社會穩定，原因很簡單，就是中國在高速變動的同時，保持了一個相當穩定的農村。農村是中國的大頭，農民占中國人口的多數，進城農民工實際上也是依托農村來完成勞動力再生產，并因為有一個穩定的農村的家，而可以安心務工，而可以找到歸屬，而可以進退自如。中國的城市在大動，沿海在大動，而中國農村則相對地靜，中西部相對地靜。在高速發展過程中，中國保持了重心向下的農村大頭的穩定，而可以使整個高速發展的經濟保持穩定。中國農村事實上成為了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

農村社會的穩定如何為中國現代化作出貢獻及如何維持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穩定功能？我們可以從當前中國農村實行的基本經營制度談起。

中國實行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基本經營制度。即是說，中國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村民有承包經營權，農民正是依靠承包經營的土地獲取基本生活資料。

因為中國人多地少，農民人均耕地規模較小，雖然種地大都足以解決溫飽問題，但也僅能解決溫飽問題。農民要想富，就必須從事農業以外的兼業，就需要進城務工經商。

農民進城務工經商，但他們并不放棄農業，因為一般情況下，農民務工經商的收入，不足以讓他們在城市安居下來。他們年輕時進城務工，年齡大了就回村務農。更可能的則是，一個家庭中，年輕人外出務工，中老年人在家務農。一個農戶家庭，因為有了務工和務農的雙份收入，而可以在溫飽以上有些閑錢，生活得有點富裕，可以參加村莊的各種社會性交往，可以策劃蓋一棟像樣的房子，及可以為子女舉辦一場體面的婚禮。

正是因為農民家庭可以有來自務農和務工的雙份收入，農戶家庭將務工收入作為家庭務農的兼業收入，而使進城務工的農民可以接受極低的勞動力價格，而正是中國極低的勞動力價格，使中國可以發展大規模的外向型的加工制造業，可以從全球化中獲益，從而成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秘密之一。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目前階段，大部分進城農民依靠務工收入是難以在城市獲得勞動力再生產所需要的最基礎條件的。也因此，城鄉二元結構作為一種客觀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若我們試圖通過強烈的政策手段來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結果很可能是城鄉二元結構沒有消除，城市內又生長出一個巨大的貧民窟，城市這個局促空間中又長出了一個難以應對的二元結構來。換句話說就是，若要讓農民真正離開農村進城，我們就必須讓農民在離開土地收入后，可以在城市獲得基本的生存條件，他們要有穩定的就業和不差的收入。僅僅依靠進城農民工的收入遠遠不能維持他們在城市的體面生活。

進城農民的情況也有差異，部分經商賺了錢的農民，和部分有一技之長并正好派上用場的農民，他們可能首先獲得在城市安居下來的基礎條件。但在目前階段，進城農民工的70%以上并無這種條件(雖然國家統計局將所有進城農民都計算為城市人口)。更多進城農民工真正地在城市安居(及獲得這種安居的條件)，需要有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進城農民工勞動力價格上漲，及進城農民工的就業更有保障。而這要有一個過程，甚至需要有30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準備。

在當前經濟發展的階段，進城農民顯然是大多不能獲得在城市完成勞動力再生產所需基本收入條件。而貧民窟的生活質量又是遠遠低于農民在農村家中的生活質量。因此，一方面，我們不能通過政策筑一道高墻，將農民擋在城市以外，不允許農民進城，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因為政策而讓進城農民無法呆在城市時，卻不再能回到農村過那些溫飽有余的日子。

三

農村不僅是中國農民應該享受的最基礎的權利，而且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卻仍然能夠保持穩定的基礎。進城累了，倦了，就可以回到鄉土，漂泊的游子啊，正是因為有了農村的家，城市的辛苦才是值得的，因為辛苦只是手段，農村的家才是目標，才是溫暖的溫馨的記憶。長年在外打工，春節卻要回鄉，表現了家鄉在農民生活中的地位、意義與根本。家鄉是農民的根，是他們的本，是他們意義生產的場所(其實，又何止農民如此)。

隨著中國經濟的繼續高速發展，進城農民越來越容易找到穩定的高收入就業機會，國家也越來越有財政能力為進城農民提供各種保障，則進城農民就越來越可以在城市安家，雖然他們仍會懷戀自己農村的家鄉，會有鄉愁，但不過是鄉愁而已，他們不會因為走投無路，而心生不滿。當心生不滿的不只是個別人，而是這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時，在中國這樣的具有強烈平等訴求傳統，具有強烈現世感而不具有超越性信仰的國家，這種不滿，低則會極大增加社會治安成本，高則成為各種社會運動的基礎能量。這就是為什么要為農民留下退回村莊這個最基礎權利的原因。中國農民徹底脫離農村的速度，必須與城市可以為進城農民提供基本生存條件的速度相匹配，任何人為加速的農民進城，都可能導致嚴重問題。

現實情況比以上更加復雜。因為經濟發展本身是有波動的，尤其是中國這樣的嚴重依靠出口低端加工產品的國家，世界經濟周期對中國發展的影響就會更大。經濟處于繁榮時期，城市需要更多的農民工，也能為農民工提供相對較高的工資。一旦發生經濟衰退，出口減少，企業倒閉，大量農民工的失業就會發生，農民工的工資收入也會下降。在目前進城農民仍然可以返回農村時，雖然農民家庭收入中，以前依賴務農和務工的雙重收入來維持體面生活，現在因為失去務工收入而變得艱難，但農村的收入至少可以維持溫飽，且可以借此機會享受一下田園生活的滋味，也是不錯。農民工因為有家可回，他們就不必非得呆在城市為資本所用，同時，因為農民工可以大量返回農村，而使城市獲得喘息空間，城市經濟結構因為經濟危機，而可以得到強制性的調整。經濟危機只是一次經濟結構的調整，而不會因為經濟危機引發其他社會危機，這樣的經濟危機未償不是好事。返回農村的農民工，回家休息一年，甚至二年，等待下一輪經濟繁榮的到來。城市有了更多就業機會，勞動力出現短缺，勞動報酬又漲上去的時候，他們再不慌不忙地回到這個正變得有求于他們(因此會更善待他們一些)的城市。

農民可以自由在城鄉流動，不僅是農民最基礎的權利，而且是中國高速發展卻可以保持穩定的原因。

城市就業能力增強，進城農民收入增加，越來越多農民可以在城市安居下來，最終，需要依托農村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人口越來越少，中國社會應對危機的能力越來越強，城鄉二元結構就自然消失。

簡言之，中國經歷高速發展之所以可以保持穩定，原因正是有中國農村這個基礎的穩定。

四

問題是，最近幾年來，農村社會也在發生巨變。在城市快速發展的時候，農村也開始了緩慢卻不可逆的變動。從整個中國社會來講，未來30年，中國仍將處于高速變遷中，經濟、社會也文化等領域都會發生變動，社會的基礎結構正在巨變。

過去中國發生巨變而仍保持穩定，關鍵原因是農村的穩定。新農村建設實際上也是為了農村這個基礎的穩定，我稱新農村建設的主要目標是將農村建設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

中國農村發生巨變的原因很簡單，因為農村是中國社會整體的一個部分，不可能全國都在高速變化，而農村不變。前不久，我主編《中國村治模式實證研究叢書》，16本，是全國主要農業省區的村莊調查報告，我的本意是作中國鄉村治理差異的區域比較，就是說中國不同地區農村的不同。編完所有報告，撰寫叢書總序，卻將總序寫為《巨變的圖景》，即雖然不同地區農村差異頗大，但所有的農村都在發生千年未有的不可逆的巨變。我總結農村巨變，是從治理體制到基礎結構，再到價值之變，是不可逆的變化。這種巨變是一種動，是我們不得不想法應對的巨動。

除了農村社會自身正在發生的千年之變以外，當前中國還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自上而下的巨變，比如希望通過政策來加快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以積極的目標來理解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積極推進城鄉一體化，提倡城鄉統籌，等等。具體的政策表現如成都重慶的試驗所表達出來的急切心情，土地規模經營的偏好，拉動內需，林權改革，地權變革，提倡農村宅基地抵押，主張用農地置換城市住房，推動農民到小城鎮舉辦二、三產業，等等。所有這些積極的政策，都是在試圖通過政策來加快農村進一步的巨變。

如果農村自下而上的巨變與政策自上而下的推動結合起來，則構成中國當前現代化過程中穩定的基礎結構也就不再存在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速度可能會更快，風險也會更大。也正是因此，我愿意從保守的角度來理解十六屆五中全會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略，也愿意從保守的角度來理解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最后說一句：在一個高速變動的社會中，保守也許是最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