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房改：“中國奇跡”的制度因素(2)

2008年12月08日 18:01
來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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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解釋經濟進步的原因，最常用的工具就是全要素增長率(TFP，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主要用于分析資本、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研究中，經濟學家們發現，經濟增長中相當大一部分，并不能用勞動力和資本的原因來解釋，于是他們將這些余量(residual)看作是技術進步的結果。在進一步扣除了研究和開發的因素后，經濟學家們發現，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余量無法解釋，特別是在勞動生產率增長極高的階段(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就發現，在美國的1960～1973年高增長階段，這部分無法解釋的余量占了很大比重)。

在制度經濟學看來，這個余量很大程度上要靠制度進步來解釋。現代經濟學中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在于對制度變量的忽視。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已經開始注意到全要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制度進步的關系，但是這些分析大都是側重解釋經濟增量而非存量。不同的是，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恰恰導致的是存量資產價值增加，從而催發了經濟的高速成長。

在傳統的統計看來，此次房地產井噴是沒有經濟增長支持，莫名其妙鼓起的泡沫。而實際卻是，這次房地產增長不僅是真正的社會財富增加導致的，而且這種增加規模之大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政府用成本價建設并轉讓住宅，居民則通過房改按照市場價格給獲得的不動產定價。市場價和建設成本之間的差額，就是制度釋放出來的隱性財富。

這些財富一夜之間造就了龐大的有產階層，社會信用急劇膨脹，又帶來了銀行業爆炸式的增長。這種增長又通過金融系統放大到整個經濟。房地產投資和收入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完全不能說明此次房改在國民經濟增長中的作用。1998年前后各項房地產指標的突變，只不過是露出水面的冰山，向我們暗示了制度進步釋放出來的巨大隱形財富。

假如說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反過來也說明，1998年房改的宏觀經濟效果被大大低估了。如果沒有住房制度改革，1998年的中國經濟，很可能像金融風暴下的其他亞洲國家一樣——會有一個很陡的下滑。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認為，正是住房制度改革，幾乎單槍匹馬拯救了當時的中國經濟，并觸發了隨后十年中國新一輪經濟的高速成長。鑒于這項制度改革的高度復雜性，其出乎意料的順利，反映了這次改革的巨大成功。僅就其對經濟的影響來說，在迄今為止所有的制度改革中，只有上世紀80年代的農村聯產承包制和90年代初的土地有償使用可以與之相比。

走出經濟低谷的最大機會

從制度角度對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的分析，同樣可以用來解釋改革開放30年以來制度進步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受宏觀調控等因素的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在1989年、1990年跌到4%左右。但隨后中國經濟卻突然急升至1992年的13.2%，并從1992年到1996年，保持了長達5年兩位數左右的增長。很多研究將這一輪增長歸功于鄧小平的南方講話。而事實上，在南方講話發表之前的1991年，中國經濟就已經開始了快速攀升，當年的經濟增長率從1990年谷底的3.9%，猛增到8%。

真正對這一輪經濟增長啟動起到關鍵性作用的，是1990年正式推出的城市土地有償使用制度。正是這一改革，起到了類似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同樣的宏觀經濟效果，盤活了沉淀多年的城市財富，使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一夜暴富”。一舉扭轉長期以來城市服務欠賬累累，基礎設施建設入不敷出的尷尬局面，開始了世界城市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城市化進程。

對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的分析，不僅有助于解釋過去的經濟成功，同時也有助于我們判斷當前的經濟形勢。

一個重要的結論就是，房地產是宏觀經濟發展的主動輪而非被動輪。我們是在一個下降的經濟周期里，通過住房制度改革啟動了新一輪經濟增長。

在中國，由于財產稅的缺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盈利模式是，首先必須從一次性的土地收益中把基礎設施投資和長期的服務承諾(住宅是70年)收回來。然后，再通過招商引資，將一次性收入轉化為長期性的工商稅收，以獲得長期服務承諾所需的資金流。為了爭奪高稅收、高工資(個人所得稅)的優質企業，城市之間競相殺價，提供優惠條件。結果是，中國企業在全球的競爭力大增，凡是不在中國投資的企業，根本無法同“中國制造”競爭力從2003年起，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不可遏止地膨脹，中國產品橫掃全球。由于工商稅收的主體稅種——增值稅——中央財政拿走大頭，導致國家財政連年保持了令人無法理解的、高出經濟增長速度的大幅增長。

顯然，地價越高，土地收益越多，地方政府補貼能力越強，產業的競爭力就越強，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就越好。從某種意義來講，中國產業超強的競爭力和中央財政的連年盈余，很大一部分都是從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轉移過去的。這意味著本輪房地產高潮帶動的絕不只是房地產業自身，而是涉及了投資、消費和出口所有宏觀經濟領域。因此，房地產市場的崩盤，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一定會是全面性的——至少會遠遠超過股市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不僅地方政府，而且中央政府；不只是房地產行業，而是所有其他行業，都無法在房地產市場衰退中獨善其身。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啟動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同樣，急速的房地產下滑，也必定會觸發國民經濟的全面下滑。

總結1998年的經驗，對于我們應對當前金融海嘯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房地產既可能導致經濟泡沫，也可以用來消化經濟泡沫。為應對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海嘯，中央政府果斷出手，投入4萬億元，防止宏觀經濟下滑。在十大投資方向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大力建設保障性住宅。這是一個完全正確的方向。

目前學界建議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借鑒了1997年克服亞洲金融風暴時的做法，既通過大規模公共投資，抑制經濟的快速下滑。但1998年的宏觀經濟表現表明，直接增加政府開支擴張經濟的做法，對推動宏觀經濟反周期運行的效果有限。真正幫助中國經濟走出低谷的，是房改帶動的消費井噴。簡單地將資金投向基礎設施，并不會產生1998年那樣的宏觀經濟效果。

面對今天更大的金融海嘯，住宅產業仍有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道理很簡單。房地產業拉動的內部需求無人能及。一個簡單事實是，任何大型耐用消費品要想離開商店的柜臺，都需要足夠的新空間。沒有住宅，無論何種刺激消費的政策(比如減稅、降價)都必然效果有限。同其他產業不同，住房需求幾乎不受國際市場的影響，同時可以拉動巨大的投資。特別重要的是，住宅建設勞動力密集且技術含量較低的特點，有利于大量吸收由于出口萎縮導致的下崗農民工。在經濟低迷的周期里，就業目標要比效益指標來得更加重要。

實際上，新一輪保障住房建設所應做的，只是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有意識地重復當年房改的制度路徑——在勞動力充裕，要素價格較低的經濟周期里，以低成本大規模建設新的廉租住宅，10年或15年之后，進行新的“房改的制當然，1998年的房改同現在的經濟環境不同，具體的操作手段也不同。上一次房改，主要是通過盤活存量，這一次則需要通過擴大增量；上一次房地產高潮主要是市場推動，這次則需要政府主導；上一次存量住宅的形成主要靠財政，這一次可以通過商業貸款(如社保基金)；上一次房改，獲益的主要是原有的城市居民，而這一次，重點則應轉向解決城市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民工城市化的居住問題……盡管有這些差異，但原理一樣，都是首先通過政府建設低成本住宅，然后在遠期依靠房改收回投資，并推動新一輪商品房市場需求。

回顧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我們可以有把握地預期社會保障住宅的大規模建設可能產生的宏觀效果：近期，可以大量吸收過剩的流動性和勞動力；中期，可以帶動內需，緩解產能過剩的壓力；遠期，可以創造新的需求，為啟動下一輪經濟增長積累“存量”資產。特別重要的是，新一輪“房改”可以大幅改進社會分配的公平，增加有產階層在社會中的比例，使得不景氣周期里的社會得以保持穩定性。

次貸危機使得全世界聞“房地產”色變。但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告訴我們，對于高速城市化階段的中國，恰恰是住宅，為我們提供了發達國家所不具備的巨大剛性需求。以保障住宅建設為核心的房地產業，很可能是我們走出經濟低谷的最大機會。(作者趙燕菁為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廈門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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