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改變世界的那一天

2008年12月18日 07:51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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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田毅

時間定格在30年前的今天——1978年12月18日。這一天，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這一天，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從此起航；這一天，燦爛至今。

歷史前夜

1978年11月12日晚，北京京西賓館，浙江省委書記鐵瑛正在食堂吃飯，見許多東北同志在飯桌上討論熱烈，一打聽，是陳云同志上午在中央工作會議的東北組作了發言，大家說：“這個發言就像一場地震。

“鐵瑛老書記和我說起這個的時候印象特別深。”2008年12月17日，曾經專訪過鐵瑛的《今日浙江》雜志社吳堅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陳云此時不僅完全同意中央把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也提出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并為一些歷史冤案平反。

鄧小平在會議閉幕式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篇講話實際上成為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全黨、全國人民思想大解放的前提下召開的。沒有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半年多的實踐，中央工作會議上不可能很多同志起來批判少數人的個人教條主義和‘兩個凡是’，而中央工作會議又直接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準備。”2008年12月17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主要作者，后任江蘇省政協副主席的胡福明在電話里對本報記者這樣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水到渠成。

1978年12月，胡福明依然不斷地在各地作報告、參加討論會和寫文章。這時距當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全文刊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已經半年多了，有關討論卻一波高過一波。

“這篇文章本身講的就是老百姓的大實話，是馬克思主義一個普通道理。”胡福明向本報記者強調說。

這位南京大學哲學系副主任愈發感到“勝利在望”，不但學校師生支持，全國各地的老干部、知識分子、學生、工人的支持信也紛紛到來。不僅如此，1976年3月29日南京幾千名學生、老師走上街頭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行為后來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而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也得到平反。

在不遠的安徽鳳陽縣

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的20位農民按下手印或圖章，他們誓言保證不泄露分田到戶的秘密，保證完成上繳任務，如果干部為此坐牢，全隊社員保證把他們的孩子養活到18歲。

“1978年底我走訪了村里幾個老農民，我看大家餓得不成，非常傷心，就問什么辦法能救活大家。老人們說，只有分田到戶。所以是受了他們的啟發，老人們當時還講你這樣干就是現行反革命啊。”此時的小崗生產隊隊長嚴俊昌向本報記者回憶說。

此時嚴俊昌的兒子嚴德友才8歲，他雖然沒看見手印但大概知道這個事情。“當時老百姓把土地分了后就都在忙自己的事，分了地后哪敢對外說啊！”嚴德友告訴本報記者。“作為農民，當時沒吃沒穿沒住，我冬天沒穿過棉褲。”不過包產到戶的事第二年還是被上級知道了，議論不斷，直到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前來視察并肯定，萬里臨走時嚴俊昌上前問道：“你讓我干可有紅頭文件？”

萬里面色沉重下來，說：“我不送你紅頭文件，你只要為人民利益而死，歷史會給你平反的！”嚴俊昌至今牢記著這句話。

“從‘省委六條’到‘借地度荒’，受益的農民不僅不準備退還耕地，還紛紛要求‘就湯下面’——包產到戶了。”時任安徽無為縣委第一副書記、后任安徽省委書記的黃璜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曾這樣說。

在江蘇，1978年12月，在省領導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時，省委研究室的干部們正走進基層調查研究。

“三中全會開會那些天我們都在蘇南作調研，為三中全會開完后的省內貫徹作準備。這時在靠近安徽的地方已經有一些地方包產到戶了。”鄒國忠此時剛從無錫縣調到省委政策研究室一年，2008年12月17日，他這樣告訴本報記者。

鄒國忠等同志后來向省領導重點反映了三個問題：一是農民怎樣休養生息，減輕負擔；二是如何改善糧食生產條件；三是希望向中央反映糧食價格應該提高。在大量調研后，1979年國務院決定大幅提高糧食收購價，幾乎成為價格改革的先導，改革的棋局活了。

1979年春天。國家農委主任杜潤生來江蘇，鄒國忠等同志陪他考察了一個月。針對江蘇糧食生產為什么相對比較好的題目，他得出了“三大支柱”的結論，即社隊工業、農田水利、農用工業。

其時無錫縣社隊企業的納稅就占到全縣稅收的55%！1975年引來全國18萬人參觀。

“無錫是人多地少，那時搞‘以糧為綱’，一年種三熟，雙季稻被叫做‘革命稻’、‘方向稻’、‘政治稻’，但國家拿去了大頭，產量越高的生產隊越窮，農民當然得另找出路嘛。”上世紀90年代成為江蘇省鄉鎮企業管理局局長的鄒國忠這樣告訴本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