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需要凱恩斯主義了嗎

2009年02月24日 22:17
來源：南方都市報作者：馬光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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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人之馬光遠專欄

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現在談經濟復蘇用吳敬璉先生的話說就是“非常驚訝”。然而對于各國龐大的反危機和救助計劃能否幫助人類走出這場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學家們的意見毫不例外地又一次很不一致。

特別是,如何應對人類經濟史上大大小小數百起金融危機,更是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兩個陣營:主張政府積極干預的凱恩斯主義認為,必須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信貸,刺激需求；而認為政府不應當干預的貨幣主義者認為,市場總是很理性,政府的干預只能讓情況變得更壞,應該讓蕭條自行結清自己。用弗里德曼的話說,讓市場冷靜的最好辦法就是讓他去碰壁,而不是人為的降溫。

正是這種迥異的理念決定了對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歷史地位完全不同的兩種評價:凱恩斯主義認為,羅斯福新政采取的擴張性政策和干預措施防止了恐慌的進一步蔓延,并通過恢復有效需求幫助美國走出蕭條；而貨幣主義者則認為,正是因為政府的不當干預和救助,擾亂了市場自身調整的周期,反而延緩了痛苦結束的時間,直到1939年二戰爆發,美國才依靠戰爭帶來的繁榮擺脫了危機,因此是戰爭而不是羅斯福新政讓美國走出蕭條。

歷史無法假設,我們不知道,如果沒有凱恩斯主義和羅斯福新政,30年代的大蕭條會很快結束,還是只能等待戰爭來挽救。畢竟金融危機相對于正常的經濟周期而言,人類對其規律的把握和認識還很膚淺,每一次金融危機的發生對于我們都是一個嶄新的挑戰,遑論有絕對精準的藥方防治這個經濟體的癌癥。正因為如此,美國一個國會議員才深深地感慨:“我深知我的國家,她能平靜地支持任何事情,但金融危機除外。”對于中國而言,應對經濟危機的歷史和經驗顯然要遠遜于歐美等國,如果說1998年因為及時啟動的積極財政政策,使得波及亞洲的金融危機并沒有對中國實體經濟產生實質性的影響,而本次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金融危機,影響則是實實在在的。如何診斷并開出有效的藥方,仍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于4萬億刺激計劃和產業振興規劃,經濟學界的分歧也很大。特別是,最近張維迎、許小年、周其仁等經濟學家在很多場合都認為,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中國問題的答案,中國不應該采取干預政策,而應該讓市場自身調整。張維迎進一步提出,中國應該像奧地利學派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

其實,中國是否需要采取凱恩斯的辦法,并非取決于張維迎等人所言的“羅斯福新政”和日本干預的失靈,而是需要判斷,中國經濟本身面臨的困境究竟是“外生因素”還是“內生因素”導致,即是全球性金融危機引發的,還是經濟體自身結構性失衡。而且,應該明白,即使同樣是經濟衰退,在各個經濟體的癥狀和病因都未必雷同,藥方自然是不一樣的。

就中國經濟體本身的癥狀看,和傳統意義的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衰退”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們的金融系統很安全,其次,GDP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長。2008年4季度仍然在6%以上,2009年一季度也應該在5%以上,這樣的增長速度,放在全球經濟體的正常增長中,已經很不錯了,顯然難以和傳統意義的經濟衰退掛鉤。但是,即使這樣的經濟增長,我們卻感覺很冷,原因有四:一是我們的參照系有問題,最近幾年我們都是兩位數以上的增長,財政收入更是20%以上的增長,反差比較大；二是真正拉動GDP增長的產業太集中,可以說,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投資又主要指房地產,出口和房地產同時熄火的時候,即使仍然有5%以上的增長,日子也很難；三是70%以上的資源仍然集中在國家手里,但其提供的就業和價值卻不到30%；四是居民收入的增長和GDP的增長不匹配,導致國強而民不富,表面上是產能過剩,實際上是老百姓沒有消費能力。這樣的情況,不管有沒有金融危機,這種自身的結構性問題遲早會爆發,經濟的高速增長遲早會難以為繼。所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根本不是什么金融危機,也不是什么經濟衰退,而是自身發展模式和深層矛盾導致的必然結果,最多只是一種自身需要適當調整的“非典型衰退”

假定我們的經濟結構合理,投資、出口和消費比例協調,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大、社會保障體系健全,大量的資本集中在可以創造就業和價值的民營企業手中,產業本身的搭配健康,即使發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對于我們這個自身仍然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的經濟體而言,經濟周期無疑仍然處于上升期,即使出口會受影響,但整個經濟體本身則不會像現在這樣被動和受傷。所以,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不能簡單地和金融危機時期其他國家采取的政策比較,更不能簡單地判斷我們不需要國家干預,不需要凱恩斯主義,而是應該對癥下藥,需要什么主義就開什么主義的藥。

既然我們的困境是結構的失衡、收入分配的不公和資源的國家壟斷所致,解決問題的關鍵無疑是調整產業結構,改變收入分配和開放壟斷領域。我們的藥方就應該在這些方面著力,而不應該和歐美采取的救市措施相提并論。既然如此,我們一方面仍然離不開凱恩斯主義擴大公共支出的藥方,通過政府投資,彌補民生領域的欠賬,刺激需求,這絕不是什么重復建設；另一方面要在關鍵改革領域突破,特別是在解決資源的民營化和老百姓的收入分配問題上邁出很大的步伐,而這又是奧地利學派所主張的；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一定要在人均GDP即將突破3000美元之后加速更能吸納勞動力的服務業的發展,這顯然是發展經濟學的應有之義。可見,中國經濟本身癥狀的復雜決定了我們在治療方案上決不能簡單化,結構性矛盾的難度更是決定了我們在治療期上搞急躁主義,無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貨幣主義,對于中國的經濟而言,都是需要的而又都不是萬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