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的再次對陣

2009年02月24日 22:21
來源：東方網作者：周及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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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隨著國際金融危機迅速蔓延至實體經濟，各國政府或單獨或聯合，陸續出臺政策對市場進行強力干預，試圖減小金融危機對經濟運行的影響。這種干預政策的效果目前尚難評估，但凱恩斯主義卷土重來已成事實。新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這兩種思潮應經濟政策的需要，再次呈現此消彼長之勢。正如滯脹時期凱恩斯主義的命運一樣，現今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成為了眾矢之的，不斷遭受指責。

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國家干預主義政策傳統上認為：政府主動對經濟運行實施直接干預可以有效熨平經濟波動，減小經濟周期對社會生活的傷害。但自由主義學者認為，從長期來看，政府直接干預不僅不能熨平經濟波動，反而會加劇和延長經濟周期，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所言：“這次政府出手不一定是好事：使下跌之勢減慢可以減輕短痛，而換來的則是長痛。”政府干預經濟其實就是在這種短痛和長痛之間作出取舍，而面對危機、迫于形勢往往出臺一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管眼前、不顧長遠”的政策，也實屬無奈之舉。

但分析問題若過分強調什么主義，必然會導致某一極端的出現。其實，國家干預經濟的程度應隨市場實際情況而變，并要有相當的預見性。當市場健康成長時，應減少干預，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而當市場遭遇危機沖擊時，就要“該出手時就出手”，立即果斷采取措施。唯依“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原則，用好佐料、掌握火候才是國家干預的關鍵。　

兩種經濟思潮和政策主張的交鋒與融合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經濟自由主義與國家干預主義這兩種對峙的思潮或政策主張，曾幾度消長交替。在歷史潮流的沖刷下，兩種政策在實踐中又出現了相互融合的趨勢。

著名經濟思想史學家陳岱孫先生曾經為這兩種政策主張下過精辟的定義，并對這兩種思潮在歷史上的消長關系作過系統考察。經濟自由主義，主張最大限度地利用商品市場機制和競爭的力量，由私人來協調一切社會經濟活動，而國家只適宜承辦極少量經濟活動。國家干預主義，則主張削弱私人經濟活動的范圍，由國家干涉和參與社會經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承擔多種生產、交換、分配等經濟職能。兩種主張都有一定的理論依據，且在不同時期曾被不同國家所采納；而實際上各自有一定的局限性，產生及實施有特定的時代背景和限制條件。

前些年，作為“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者，撒切爾夫人與里根總統的經濟政策被稱為“撒切爾主義”和“里根主義”。但因持續存在的低速增長及衰退，里根轉向了凱恩斯主義，廣泛采用強國家干預的赤字財政政策，從而背離了“新自由主義”的初衷。

近年來，兩種政策主張相互吸收、相互溶合的傾向愈趨明顯，出現了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融合。反映在各國的經濟實踐中，如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日本及南朝鮮的政府主導市場經濟等。即便是近年來最推崇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在金融海嘯襲來時，也不得不將巨額政府注資作為挽救國內經濟的重要法寶。現今的市場經濟既非18世紀時的自由競爭經濟，也非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市場經濟。即使在那些推行經濟自由主義的時期或國家，也均未完全放棄國家干預；而在推行國家干預主義的國家，今天也幾乎毫無例外地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　

對兩種政策主張的歷史變遷進行總結，便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接受經濟周期，接受一定程度的經濟波動。政府干預不能著眼于熨平經濟周期，那是一項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務。政府干預的目的應集中于保持社會穩定、人心安定、市場預期平穩。只有在此前提之下，市場經濟的自我修復能力才能發揮，資源配置功能才能實現。如此既可避免過度自由政策帶來的社會危機風險，也可避免政府過度干預帶來的市場活力不足。

第二，在各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自由主義基本上是對競爭力強的經濟體較有利，通常由經濟強者所支持，或在經濟強盛時所采用；而國家干預主義則基本上對競爭力弱的經濟體較有利，通常由經濟弱者和特殊利益者所支持，或在經濟衰退時所采用。

第三，越是在經濟落后的不發達國家，就越是強調國家在經濟運行中的積極干預和計劃化；而推行經濟自由主義的相對發達國家，基于自身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為維護本國利益，對內也從未放松其國家干預的力度。　

發達國家內外雙重經濟政策剖析

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在前些年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經濟秩序時表現出雙重標準或兩面性：對本國，自由主義有利時，就實行自由主義，保護主義有利時，就實行保護主義；對別國，一律要求它們實行新自由主義模式。美國還利用其對UN、WB、IMF和WTO等國際組織的控制和影響，在規則制定和執行方面為自己謀求更大的利益。甚至利用別國的債務危機，強迫它們進行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改革，作為給予國際救援的交換條件。

在1989年美國針對拉美和東歐轉軌國家實行了一整套新自由主義政策。例如，“華盛頓共識”第6條“貿易自由化，清除非關稅壁壘，并實行低關稅率”，實質是發達國家企圖以過剩產品搶占發展中國家市場。“華盛頓共識”第7條“全面開放，讓外國進入直接投資，取消各種障礙”，實質是要發展中國家完全敞開國門，依附于外資控制，放棄獨立自主興辦和發展民族經濟的權利。

在經濟史上，幾乎沒有一個發達國家當經濟尚不發達時不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當經濟發達之后又高唱自由貿易主義，而即使這時自己也未排除貿易保護政策。昔日，19世紀中葉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因德國經濟比較落后，堅決主張實行保護主義，這就是一個落后時需要保護的典型案例。而現今，20世紀全球化經濟浪潮已勢不可擋，各國經濟處于“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勢中，唯攜手互助才能共渡難關。然而隨著經濟形勢的急劇惡化，美、法等國只求自保、不顧他國，給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滋生之所。一直以來，美國對外宣稱自己是“頭號市場經濟國家”，而政府每年卻以各種方式向本國私營公司和農戶提供大量補貼和優惠，幫助他們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

總之，美國經濟政策的邏輯是：讓別人放棄干預，而自己卻大手筆干預國家經濟；或更有甚者，找別人當替罪羊，拖垮其他經濟體。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金融風暴中，美國以透支信用、轉嫁風險為手段讓全世界生產為其買單，而這注定是要付出代價的。　

通過對各市場經濟國家政策的再次審視，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啟示：

第一，對于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雙重經濟政策和制定的國際規則秩序，要有充分的認識，并保持清醒的頭腦。一可及時維護本國經濟利益，保護本國企業和公民；二要善于抓住機遇、扭轉弱勢地位，爭取本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知情權、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

第二，發展中國家對外資既不能一律拒之門外，又不能無條件地任其進入，而應有適度的規模和限制。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深入發展，外資進入我國資本市場的規模將逐步擴大。因此必須加快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健全銀行體系，以有效監管外資流動狀態。

第三，中國不應也不可能擔負起拯救美國經濟的重任。在此全球經濟面臨轉折的重大歷史時期，機遇大于挑戰。應利用好經濟危機形成的“倒逼機制”，變壓力為動力、變挑戰為機遇，加快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擺脫過度依賴投資和外需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完善教育、醫療、社保、財稅等體制，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邁進。　

總而言之，自由主義也罷，國家干預也罷——不管政府采取何種經濟政策，都應以民生為出發點，既要解決當前問題，又不能忽視長遠發展。所謂“風物長宜放眼量”，只有做好打長期拉鋸戰的準備，“放長線、釣大魚”，才能徹底贏得新一輪國際經濟戰爭的勝利，中華民族才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