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書的命運

2009年04月04日 00:54
來源：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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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紅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除了《毛澤東選集》等政治讀物，薛暮橋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三年銷量千萬的紀錄，在出版界和經濟學界大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人人都有“奢侈”的愛好，薛暮橋愛吃西瓜。看見家里地上碼著七八個西瓜，他就笑瞇瞇的；看見少了，就要孩子們去買。西瓜水多。有人探究這和薛暮橋的長壽、性格、思想有什么聯系。還真是，若要用一種自然之物和薛暮橋相提并論，莫過于水了。他清澈、平靜、綿長。隱忍，逆來順受，水滴石穿。他以一個世紀的漫長生命，一點一滴，確立他的歷史地位——從建立計劃經濟到向市場經濟轉軌，薛暮橋是關鍵人物，沒有任何一位當代經濟學家可以和他比擬。

1948年在西柏坡時，薛暮橋就已經在周恩來領導下開始籌建新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了。當1955年中宣部長陸定一交待他寫一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薛暮橋正熱情地執行自己參與起草的“一五”計劃經試看計劃體制怎么運轉。作為準備，他和蘇星、林子力先寫了《中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然而，社會主義實踐并非想象的那么一帆風順。寫書，對于身兼國家統計局局長、計委副主任這兩個計劃體制要職的薛暮橋來說，根本排不上日程。

“文化大革命”一來，批判薛暮橋的大字報被刷到了天安門上。他的罪名是：“三反分子”、“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販賣蘇聯統計的祖師爺”、“叛變出獄的叛徒”。這個時候，這位靠邊站的“修正主義者”，反而打定主意要寫社會主義的書了。在牛棚，除了毛選，其他書一概不許讀，薛暮橋就老老實實地把《毛澤東選集》四卷讀了四遍，寫出《毛澤東主義論社會主義經濟》

1969年12月，他去國家計委在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那時，沒人讀書，干一天活收工就歇了。只有薛暮橋，拿個小馬扎趴在床邊寫書。很多人反對他寫，他也不辯駁，只是默默地、不停地寫。年過六旬的薛暮橋說是被分派干“輕活”，有時實在是重活。在一個雨雪交加的夜晚，沒人愿意去看花生地，就派他這個老“走資派”去了。他坐在小板凳上，渾身濕透，凍得發抖，一邊看著地里，一邊想著白天寫的書，突然有了思路，清晨一回到宿舍趕緊把夜里想的寫下來。每寫完一稿，訂起來，包上皮，用美術字寫上書名，回北京探親時，拿塊黑底紅花頭巾包上，放在行李里，是他最呵護的一件東西。薛暮橋一度曾獲準回到北京，無事可做，在家寫書。夫人羅瓊是“文革”前全國婦聯第一書記，此時雖未官復原職，但已經開始上班。她特別反對丈夫寫書，不明白他在寫什么，究竟能寫出什么來，惟恐再因言獲罪。薛暮橋不想讓家人擔心，趁她上班，趕緊寫，她一下班，就把書稿藏進抽屜里。好景不長，他又因為“歷史問題”被勒令返回干校。不抵抗，服從，只是無論走到哪里，他都帶著那個花包袱。直到1976年，八年，他寫了六稿。起初，薛暮橋是想寫成《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社會主義部分)》，但是越寫越困難，沒辦法擺脫斯大林的定論，加上不能碰的禁區，寫出來的稿子不滿意，覺得跟“文革”前相比進步不多。

1975年國慶，薛暮橋和許滌新受邀參加國慶宴會，次日，他們的名字出現在《人民日報》，這等于宣布他被解放了。隨后，他成為計委經濟研究所顧問，時年71歲。終于可能寫一本合意的書了！薛暮橋去找中央黨校校長胡耀邦借房子，和徐禾、吳樹青、余學本住在里面三個月，引經據典，寫出新稿。但是，經典著作并不能給出中國經濟問題的答案，還是不滿意。怎么辦？薛暮橋是從上世紀30年代中國農村調查起家的，說話做事，從未離開過實際經濟運行。他決定下基層調查研究。

果然，安徽、山東、江蘇一行，打開了薛暮橋的思想，他提出擴散城市工業、發展鄉鎮企業、準許私商長途販運等建議，支持安徽包產到戶。他坦承，“我們絕大多數同志尤其是領導干部，左的錯誤只有多少之分，深淺之分，覺悟遲早之分，而沒有有無之分”，非得系統地清理左傾思想，總結經驗教訓，才能邁出新的步子來。1978年10月，他向計委黨組提出再組班子到外地寫書。蘇星、何建章、余學本、吳凱泰參加。這一回，薛暮橋下決心拋棄寫教科書的宿愿，取而代之，寫一本《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是因為社會主義建設歷史不長，發展不成熟，缺乏實踐經驗，很難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二是想根據親身經歷提出一些自己認為必須探索、解決的問題。他說，這樣做，“可能對于今后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寫作有一點用處”

寫作小組在杭州，上午8-12點、下午2-6點寫作。三個月后，他們向一百多位經濟學家和主管經濟的官員發出征求意見稿。一個月內，就接到近百封回信。1979年4月，再去無錫修改。此時，孫冶方也帶著4個人在同一家賓館同一層樓里寫《社會主義經濟論》。兩班人馬，時常交換意見。薛暮橋說：“這是一段愉快相聚的時日。”沒想到，回到北京，孫冶方就查出患有肝癌。論輩份，薛暮橋是孫冶方(原名薛萼果)的堂兄。兩人同樣的赤子之心，同樣的激情，只是薛暮橋不像孫冶方那樣暴風驟雨般地傾泄而出，而是含蓄地、深沉地表達。薛暮橋曾不無得意地笑談孫冶方，常常帶著寫作班子白天黑夜地爭論，海闊天空，時間過去了，東西卻沒寫出來，而自己則是一板一眼，定好計劃就要完成。高度專心是薛暮橋的特征。女兒小時，趁他伏案寫作，在他后背縫上一串扣子，薛暮橋渾然不覺，就帶著紅紅綠綠的扣子出門了。專心是是他入定的方式，所以，他長壽。

1979年12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不到兩個月就一搶而空。人民出版社印了300萬冊還是供不應求，只好提供紙型，讓各省人民出版社翻印。

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步驟很快，不久，薛暮橋就覺得書落后于實踐。1983年初，完成了修訂稿，他登門請30年前交派任務的陸定一作序。此時，歷史已經跨越了計劃經濟時代，他們也進入了耄耋之年，站在新的歷史門口，繼續兌現當年的千金一諾。曾被毛澤東稱為“閻王”、擔任了22年中宣部長、被關押過13年的陸定一有些激動，連夜寫就序言：“既然中國共產黨能夠創造性地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有中國特點的革命政治理論和革命戰爭理論，那么有什么理由說，中國共產黨不能建立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呢？”原來，這才是中共黨內理論家的情結。年底，修訂本出版。

1987年8月，薛暮橋將《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的手稿捐給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圖書館，并給所長董輔秖一信，盡數歷時廿載的成書歷程：“這本書的前后十稿和兩個‘跋’，不但反映我個人思想的變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時代的變化。我當然不能不受時代的影響，可以自慰的是經常走在時代的前列，有些方面還起了一點‘開路先鋒’的作用。所以我覺得這一系列舊稿還有保存價值，給后人去考證十多年來時代的變化。

薛暮橋既有科學家的嚴謹，又有獻身于革命事業的忠誠。二者時有矛盾。為此，他不免常常受批評做檢討。他說：“我很想做個學者，但我首先是個共產黨員。”女兒薛小和說：“父親這樣一個老計委，能如此堅定地主張商品經濟，其實并不奇怪。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當他為之獻身的事業走到與其初衷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個國家一起吞下自己參與種下的苦果，給他造成的刺激會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動力會更大，推動他改革的愿望會更迫切，他對改革目標的認識也容易達到常人難以達到的高度。

1980年代后期的薛暮橋已是一位堅定的市場取向改革的捍衛者。1990年底，87歲的他寫了一篇《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問題》的文章，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發表。他在文中寫道，馬克思寫《資本論》時，“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有一個成熟的模式，可以探索它的發展規律，而且有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的著作可供參考。現在社會主義經濟還不具備這樣好的條件，……要有幾個(至少我們自己)改革完全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寫出一本完善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來”。文中寫他對十個重大理論問題作了分析，被認為把市場取向改革的理論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還說，這是 “為將來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積累一些歷史資料。如果在這方面有所貢獻，我就心滿意足了”

2005年5月27日，我去北京醫院看望薛暮橋，這是惟一一次見他。此時，他已經在病床上躺了六年。這年3月，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頒給了四位經濟學家，他是首位。薛小和用毛筆寫下這個消息，舉在父親眼前，只見薛暮橋的目光一遍一遍地往復，隨后，淡然地閉上眼睛。當年7月，薛暮橋辭世，享年101歲。

縱觀薛暮橋的思想和1949年以來經濟制度的演變，有交叉有分離，有平行有逆行。他是既懂得市場經濟理論、又見過市場經濟運行的人，也是既懂得計劃經濟理論、又主導過計劃經濟運行的人。和時代的進步相比，他把自己滯后的時間縮得最短，追得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