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興起標志文化復興

2009年06月29日 15:35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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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地位越來越高，地位高了就強調主體意識，主體意識只能從文化中找到，中國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尋找能安身立命的東西

《望東方周刊》記者柴愛新 | 蘇州、長沙報道

“歷代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花了多少教育經費培養了多少人才，然后出來了還要負責給大家找職業！哎呦，大學生失業的太多⋯⋯活該！誰叫你讀書的？中國本來詩禮傳家，都是家里讀的，自愿讀的，要謀生你就直接學謀生技術好了。這個我們要反省了。”南懷瑾在一次講座中談到現在的教育和就業制度時說。

“中國歷史上的名人、才子、忠臣、孝子，乃至于最好的宰相，最好的文臣、武將，都是民間自己培養起來的。政府三年一考，五年一考，考取了做官或者備用。”他說，“書院是私塾制度哦，不是現代學校制度。

“書院集中了中國古代教育的精華。”岳麓書院院長朱漢民接受本刊采訪時說。

中國古代教育有兩條線索，官學和私學，書院吸收了二者的長處。私學的長處是可以自由講學，老師不一定是朝廷的官員，都以個人身份講學，因此，思想活躍。官學的優點是，有正式的場所，有講堂、藏書樓，有固定的學田，經濟有保障。

“書院就是把私學的自由講學和官學的制度化管理結合起來。”朱漢民說。

書院在現代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損失

1901年光緒帝下詔，改書院為學堂，實行西化教育。

“書院被完全拋棄，是在五四之后。甲午戰爭，被我們以前有點看不起的日本打敗，就開始反省，派了很多人到日本學習。日本人為什么可以打敗我們？是因為他們學習了西方。于是，西學占了上風，認為科舉制度不好，也認為書院不好。廢書院改學堂，不僅是學制，所有的東西，都要學習西方。好像傳統丟得越徹底越好。”岳麓書院教授鄧洪波，向本刊記者分析書院寥落的背景。

鄧洪波的研究方向是書院和文化問題，因為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書院格外有感情，被戲稱“鄧書院”

五四之后，很快，那一代人，包括蔡元培、胡適、毛澤東等人，都意識到，廢除書院做法過激。

“蔡元培當年整頓北大的時候就把書院的管理思想融入進去。”鄧洪波說，蔡元培曾做過晚清兩個縣級書院的院長，此時的書院不僅學習傳統的經史之學，也開始轉型，“這是他進入北大的特殊背景”

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不僅包容西方，也包容傳統，所以當年拖著長辮子的辜鴻銘，也能留下來。

胡適認為書院在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損失。上世紀20年代他就寫文章，對拋棄書院的精神表示惋惜，強調書院的獨立，還可以自由議政，號召研究書院。

每個人對書院留戀的內容存在差異。

毛澤東更看重書院的課程簡單，師生關系融洽。其恩師楊昌濟就是岳麓書院的代表人物，青年毛澤東曾跟隨楊昌濟寓居岳麓書院很長時間。他認為西化教育不僅課程繁瑣，而且師生關系冷漠，變成一種買賣關系，學生出錢，學校教給知識，最后拿文憑。

1921年，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成立宣言中明確說明要取書院之長，去學堂之短。

上世紀50年代初，錢穆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

“當時錢穆辦書院有很強的意識，他不在臺灣也不在大陸辦，而是選擇香港，因為那里是殖民地。提攜傳統文化，以宋朝的書院來體現，很有文化擔當和使命感。”鄧洪波說。

到70年代，終因學歷問題，新亞書院和其他兩個書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學。錢穆堅持保留固有的傳統，書院作為獨立的教學單位，主管教學和招生，未得港方政府認可，錢穆被迫辭職。

但錢穆的堅持，仍然起了作用，學校保留了原來書院的董事會。余英時，當時錢穆在新亞書院的學生，接替錢穆打理。但他第一任期未滿，就因與校方理念不合而辭職。

“現在的新亞書院基本上不參與教學，主導教學功能已經失去，書院的機構還在，還有董事會，主要做一些不進入學分的課程，課外輔導，關注學生心靈成長。他們也感覺到很無力，但還是在堅持。”鄧洪波說，他1991年曾在那里住了三個月，進行書院研究。

季羨林在岳麓書院主編的《書院辭典》序言中說，中國教育以前是官學和書院兩條腿走路，現在只剩下一條腿了。

禮失而求諸野

朱漢民和鄧洪波都告訴《望東方周刊》，他們去韓國，有一個驚訝的發現：韓國的千元紙幣上，印的是一所書院，而不是國家領導人。

中國的書院明代傳入朝鮮半島，現在整個半島上還有1000多個書院，韓國千元紙幣上的書院是韓國最有名的書院---陶山書院，是韓國儒家代表人物李退溪講學之所。

“韓國保留書院的傳統比我們好。他們有儒林，就是儒家學者的協會，還很有勢力，有社會活動，稱為‘儒林大會’，相當于我們的學術論壇。”鄧洪波說。

講學、藏書、祭祀，是古代書院的三大功能。韓國書院主要保留了祭祀功能，書院家族的祭祀都保留得非常完整。

比如陶山書院主要祭祀李氏家族(儒家)，譜系是：孔子、孟子、朱熹、李退溪⋯⋯

“到我們這里(岳麓書院)有韓國留學生，有時提到朱熹，他就把臉一板，‘你不能說朱熹，朱子！’他好生氣。”鄧洪波笑著說。

而中國書院的祭祀傳統則完全中斷了，即使在仍然教學的岳麓書院，里面的文廟，只作旅游觀光之用。

岳麓書院正打算恢復文廟祭祀，“以前的祭祀儀式非常復雜，現在不可能做到了。儀式怎么把握，有一個度的問題。一般的做法又太簡化，獻一個花圈，然后鞠躬，沒法承接上來。”朱漢民說。

“沒有信仰是我們很大的問題，等于自廢武功。以前講‘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實現不了：后來信錢，但錢又靠不住。”鄧洪波嘆息道。

鄧洪波認為韓潮的流行是激起了儲藏在我們民族心靈中的傳統文化記憶，那些看似“婆婆媽媽”很瑣碎的情節中，有傳統的儒家思想在。

到日本，鄧洪波也驚訝地發現，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上流社會的文集皆為純正的文言文。日本境內現存書院有100多所，有幾家還在教學。

這幾年，鄧洪波轉向東亞書院的研究，他發現，日本有些書院，還遵循白鹿洞書院學規，每次升旗儀式的時候，唱的是白鹿洞書院學規。

禮失而求諸野，當我們的書院幾乎都變成了文物單位，我們只能到國外尋求研究樣本，“真讓人痛心”。鄧洪波說。

書院在最寬容的朝代興盛

近幾年，書院重新興起。山東省作協主席張煒創辦的“萬松浦書院”，陜西作協主席陳忠實的“白鹿書院”，天津作協主席辦“北洋書院”，學者蔣慶辦“陽明精舍”，南懷瑾的太湖大學堂⋯⋯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多數書院是各省作協主席在做，“作家這個職業，更有社會責任感，而且他們有一定的社會資源，能行動起來，不僅是想一想。”鄧洪波認為。

朱漢民還告訴本刊記者，現在很多高校也有與書院合作的想法。

上個月，鄭州大學黨委書記和歷史系主任曾到岳麓書院“取經”，探討如何把書院和學校結合起來，請教方法和建議。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嵩陽書院就在河南境內。

江西九江師院也主動把一些學生的活動放在距離九江市40公里外的白鹿洞書院。

此外，還有一些商人創辦的書院。

廈門某房地產商曾到岳麓書院咨詢，打算在其開發的地產中辟出一塊地方作為文化場所，參照書院來做。

“書院有要素。如果掛個牌子就是書院，那就亂了。有些叫個書院的名字，跟書院毫無關系。”針對書院泥沙俱下的狀況，張煒說。

古代四大書院，都有原創學術思想和靈魂人物。

“我認為(書院重新興起)是好事。可能泥沙俱下，才能形成一種潮流，才能歷練出好的書院。”鄧洪波的看法比較樂觀和寬容。

“書院的興盛是文化復興的跡象，歷朝歷代都是這個規律。”鄧洪波說，“而且現在的文化復興，是新起點上的，立足于自己的文化根基，加入西方的因素，視野開闊，就像幾百年前我們用佛教來改造文化一樣。

中國書院興起于宋代。

“從社會政治環境來說，宋代應該是最寬容的一個朝代了，很自由，各種各樣的思想都有。唐朝雖然寬容，但是還是會殺(文人)頭，而宋朝沒有殺過。”鄧洪波說。

“陳橋兵變對趙匡胤的影響很深，如果武將讓別人黃袍加身，他就江山不保了，所以他很注意跟文官的關系。皇帝不太喜歡蘇東坡，就把他貶到這里那里，不殺。朱熹因為‘偽學案’，曾經變成‘現行反革命’，但是(皇帝)也沒有殺他，他還能拿著俸祿辭官。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難得的。

鄧洪波認為，書院不是一個純粹的教學機關，而是知識分子讀書、教書、著書、寫書的地方，是文化積累、研究、創造和傳播的場所。

“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地位越來越高，地位高了就強調主體意識，主體意識只能從文化中找到，中國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尋找能安身立命的東西。”朱漢民說。他認為現在書院的興起，與同時出現的國學熱出于同樣背景，“到書院來學國學還是比較正統的”

“想把傳統徹底拋棄掉，是拋棄不掉的，這是在血液里面的。”鄧洪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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