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雙雙西行祈望香火相傳

2009年07月13日 03:22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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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兩盞學術之燈幾乎同時熄了。7月11日，中國學術界一日里痛失兩位智者——任繼愈、季羨林先后仙逝，原本即是好友的二老結伴西行。

季羨林先生擁有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作家等多重身份，在學術成就之外，更因不少散文而為人熟知，因對過往歷史的冷靜反思令人記憶深刻；任繼愈先生則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宗教學的教學和研究，并曾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學術成就卓越，影響深遠。

每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會有離開的一天，這是自然規律，無法改變。季、任二老在90余歲的高齡，雙雙駕鶴西歸，對于后生晚輩來說，在世俗的意義上，已可當作“白喜事”來操辦。而二老過世，之所以讓社會感到無比心痛，也實在是因為受到人們敬仰與尊重的兩位學術楷模已然遠去，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已顯稀缺的道德風骨再遭折損。

季羨林先生的學術之路始于私塾，卻終以印度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成名。終其一生，他都在尋求一條理解中國的道路。早年赴德留學，他選擇梵文，因為“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系徹底研究一下，或許能有所發現”。此外輔修英國語言文學與斯拉夫文學，從此習得12種語言。

有為真知之學，有為利益之學。一生保持著清醒頭腦的季羨林，或許能表達，人在追尋真知時，抵御外界困苦所能達到的極限。三十余年后，季羨林以一己之力翻譯印度典籍《羅摩衍那》，從1973年一直持續到1984年，煌煌八大本、一百多萬字的《羅摩衍那》，是迄今世界上唯一一個由一人譯成的譯本。

在季羨林晚年的種種事實與傳說中，最為人所樂道的，是他力圖摘去戴在他頭上的種種桂冠。其中之一，是為“國學大師”。在他看似謙虛的表達背后，是一些實在的信息：常人理解之國學，是為傳統儒學意義上的國學，但季羨林所研究者，遠超這一領域。他提倡以寬闊的眼界，看待中國文化。

比之季老，任繼愈先生有許多相同之處。兩人同生于1910年代，同為山東人氏，也都曾為北京大學教授，治學上均是貫通古今中外、思路視野開闊。這位曾被毛澤東贊為“鳳毛麟角”的學問大家，頗有古人之風，并將總結中國古代精神遺產作為畢生的追求和使命。

任老著作等身，自不必多提，由其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培養滋潤了眾多學人。任老也是國家圖書館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館長，文化部原部長孫家正曾如此評價：“任先生是圖書館界的一面旗幟，作為一名德高望重的資深學者，這面旗幟和國家圖書館的地位是相稱的?！?任老一生更是處世低調，獎掖后學，不圖虛名，正所謂“天風海浪自悠悠”。故此，任老的一生，被譽為“如同一部厚書、一個蘊藏豐厚的圖書館”，令人感懷。

自然的規律終究無法違抗，回想二老生前，學問高深，作文認真，為人謙遜，保留著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風骨與人格。前輩學人的從容本色感動后人，卻也難免讓人神傷。時代在前移，但一些寶貴的、質樸的人文亮點，卻悄然失落。中國知識界正在進入一個學人眾多，卻罕見大師的時代。

隨著老一輩的智者陸續遠行，如巴金、王元化等文化大家，均在過去的兩三年里相繼離開，更讓人有一種文化泰斗后繼乏人之感。如今，季、任二老攜手同行，留給后人的，同樣會有難以言說的傷痛?；蛟S，這個社會把對知識分子的某種道德理想太多地寄寓在了老前輩們的身上，同時，也是在祈望逝者們的燭光依然能夠照亮未來，祈望人文的香火代代相傳。

缺乏大師的時代，是一個蒼白的時代；沒有智者的社會，也是沒有未來根基的社會。中國正處在經濟迅速發展、社會快速變遷的進程中，知識分子的模糊化，以及某種意義上的缺乏時代擔當，是經濟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客觀存在，畢竟，這個時代，包括物質利益在內的各種誘惑比以往任何時候可能都來得強烈。然而，知識分子的社會使命不能容忍現實主義的過度泛濫，也許，這才是我們無限悲傷的真正所在。

當此時刻，我們尤其呼喚杰出智者的擔當，我們期待他們成為“時代明燈”，無論是學風還是道德，皆成楷模與榜樣；無論是批評精神還是道義擔當，都有大師的風骨與氣節。如此，即便季羨林們陸續遠行，未來依然有明亮的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