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變相免職與離開北大

2009年07月17日 23:29
來源：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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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耀杰

1919年4月10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大學本科教務處成立紀事》：“理科學長秦汾君因已被任為教育部司長，故辭去代理學長之職。適文科學長陳獨秀君亦因事請假南歸。校長特于本月八日召集文理兩科各教授會主任及政治經濟門主任會議。……由各主任投票公推教務長一人，投票之結果，馬寅初君得四票，俞同奎君得三票。馬君當選為教務長。惟馬君現奔喪南歸，未到校以前由俞君代行職務。

所謂陳獨秀因事請假南歸，其實是蔡元培等人的善意謊言，他們所要掩蓋的恰恰是奔喪南歸的馬寅初被選舉為教務長、并沒有南歸的陳獨秀被變相免職的暗箱操作。

1919年4月11日，湯爾和在日記中留下了陳獨秀沒有離開北京的確鑿證據：“五時后回寓，……途中遇仲甫，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亦可哂已。

在此之前的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就是在湯爾和家里，與浙江同鄉沈尹默、馬敘倫(夷初)等人，秘密商定免除陳獨秀的學長職務的，其罪名恰好是蔡元培此前在《致〈公言報〉函并附答林琴南函》中談到的 “以納妾狎妓為韻事，……誘學生而與之墮落”。湯爾和在3月27日的日記中記錄說：“昨以大學事，蔡鶴公及關系諸君來會商，十二時客始散，今日甚倦。

1935年12月28日，湯爾和在致胡適信中回憶說：“八年三月廿六之會發何議論，全不省記。唯當時所以反對某君之理由，以其與北大諸生同昵一妓……一時爭傳其事，以為此種行為如何可作師表，至如何說法，則完全忘卻矣。

另據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中回憶，1919年3月26日晚上，同為浙江籍的“老謀客”湯爾和與相對年輕的沈尹默等人，在勸說蔡元培解聘陳獨秀的同時，還有約束限制與陳獨秀同為安徽籍的胡適的意思。

關于陳獨秀的被變相免職及離開北大，胡適在1935年12月23日致湯爾和信中評論說：“此夜之會，先生記之甚略，然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后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的變弱，皆起于此夜之會。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后，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此夜之會，雖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搗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議論風生，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后來十余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此會之重要，也許不是這十六年的短歷史所能論定。可惜先生不曾詳記，但有月日可考，亦是史料了。

細節決定歷史，千里之堤毀于蟻穴。浙江同鄉蔡元培、湯爾和、沈尹默、馬敘倫等人，于1919年3月26日晚上召集的一次秘密會議，不僅決定性地改變了陳獨秀的個人命運，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新青年》雜志、新文化運動以及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在1925年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驅逐校長楊蔭榆的學潮中，被稱為“某籍某系”及整法日派”的李石曾、易培基、魯迅、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馬幼漁、錢玄同等人，與被稱為“現代評論派”及整英美派”的胡適、陶孟和、王世杰、周鯁生、陳西瀅、李四光、丁西林、高一涵、張慰慈、王星拱等人的派系之爭，也與這天晚上的秘密會議直接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