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影響奧巴馬的“印度”思想家

2009年07月18日 00:20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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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民

一次不同尋常的采訪

西方歷史上共有三個全球性的超級大國。羅馬帝國從奧古斯丁大帝到三世紀衰敗的開始只延續了兩百多年的強盛，大英帝國從1707年聯合法案起的強盛也只延續到200年。而下一個美國，也將遭遇同樣的命運嗎？美國時事政治與國際關系公共評論家法里德·扎卡利亞指出，世界將進入“后美國”時代，但美國卻并不一定需要遭受這個200年的詛咒。

2008年9月，我在美國出差，時值各國首腦出席紐約聯合國大會。我看到了CNN電視臺節目主持人法里德·扎卡利亞博士對溫家寶總理的采訪。我國領導人在海外接受國際媒體采訪本屬平常，但有著2008年不愉快的一幕，CNN主持人能被授權采訪我國領導人實屬不易。

然而，扎卡利亞不僅被授權獨家專訪，而且近乎史無前例地被溫總理授權不限提問范圍。采訪開始，扎卡利亞特別向世界的觀眾強調溫總理在中國民眾心目中的特殊地位，而溫總理表示將從心底里回答每一個提出的問題。

為什么一位印度裔記者能獲得如此特殊待遇?這位扎卡利亞是何許人？

“非自由民主的崛起”

現年44歲的法里德·扎卡利亞出生于印度孟買一個精英家庭，父親是一位印度國民議會政治家和伊斯蘭學者，母親是報社編輯。在印度高中畢業后，他考入耶魯大學，之后在哈佛大學師從文明沖突論的作者亨廷頓，于1993年獲得政治學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后扎卡利亞沒有選擇在象牙塔里當教授，而是進入新聞界成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先后在美國《外交》雜志擔任責任編輯和在《新聞周刊》擔任專欄作家。1997年當弗朗西斯·福山的“自由民主”成就“歷史終結”理論聞名遐邇之時，扎卡利亞在美國《外交》雜志發表論文《非自由民主的崛起》，對“歷史終結”預言構成了一個轉折而成名。

1997年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的重要歷史時刻。在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所預示大勢所趨的背景下，幾位新保守主義人士攢合出一個所謂的“新美國世紀項目”智庫，拉開了小布什式在世界范圍內傳播民主的序幕。與此同時，扎卡利亞開山溯源的《非自由民主的崛起》卻指出世界范圍內一個不祥的趨勢——越來越多民主體制國家選舉出來的政府或領導人卻是獨裁者、分離主義者、種族主義者，乃至腐敗的竊賊，血腥清洗的黑手。

重讀扎卡利亞1997年的文章。可以發現，美國新保守主義者既沒有弄準時機，也沒有搞清該用武力與金錢向世界傳播什么東西。小布什用每年上千億美元的戰爭成本傳播的本該是“憲法保護下的自由”，而不是簡單的民主選舉制度。在扎卡利亞看來，民主體制并不自動地帶來好的政府。每個國家通往民主的道路具有獨特的“路徑依賴性”。英、法保德三國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全面現代化的新加坡依然某種程度上實行威權主義。美國民主的成功得益于其實現獨立前的民主傳統。

然而十年前，絕大多數新保守主義者包括美國主流政治評論家們并沒有太留意《非自由民主的崛起》。福山在2006年撰文與新保守主義劃清界限時反思寫道：冷戰的“全面勝利”讓新保守主義者過度樂觀。其結果，新保守主義的“新美國世紀”隨著小布什耗完了共和黨的最后一點政治本錢而幻滅，2008年大選中共和黨在白宮、參眾兩院及州長選舉中全線落敗，淪為少數派。

“他國的崛起”

2008年初奧巴馬在民主黨提名競選中后來居上。同年五月扎卡利亞推出《后美國世界》。奧巴馬沒有犯共和黨十年前的錯誤，他抓緊競選途中的片刻空閑第一時間讀完了該書。其影響力見證于奧巴馬在競選辯論中逆主流地提出要與古巴和伊朗等國領導人對話、就任后停止使用“反恐戰爭”的字眼和下令關閉關塔那摩拘留營。觸動奧巴馬的也許是在書中形象地指出了“布什、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與共和黨右翼變成了一群拍胸脯的莽漢，恨不得為被世人鄙視而自豪。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言論在世界范圍內的毒害性。”奧巴馬機敏地捕捉到這點啟示——“后美國世時代的美國并非不可避免地衰落，而是力量的相對減弱，要保持美國的領導地位首先需要直面(尚未崛起的)“他國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

近年關于全球化的作品層出不窮，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哲學家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一人》、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充滿趣聞軼事的《凌志車與橄欖樹》與最世界是平的》，以及未來將給大家介紹的美國軍事地緣策略專家托馬斯·巴爾列特所著的《五角大樓的新地圖》。在這個擁擠的舞臺上，扎卡利亞“后美國”與最他國的崛起”的提法帶來了多少新意？以致《后美國世界》曾一度攀升到《紐約時報》非小說類暢銷榜第二名。

《后美國世界》開篇指出“9·11”、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以及連串爆炸事件不過是對國際大格局的小小歪曲，冷戰之后“世界不同尋常地平靜”。在這背景之下是全球經濟有史以來最高速增長的過去十年和人類歷史上的第三次力量大轉移——“他國的崛起”——超過124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達到4%以上。美國依然是唯一軍事超級大國。但在全球化的政治、經濟有國際關系、文化、教育與社會其他方面，這種力量大轉移昭示著“后美國世界》的到來。

“后美國世界”的中國

在這本不厚的書中，扎卡利亞集中講述了“后美國”時代最重要的兩個大國挑戰者角色——中國和印度。值得商榷的是對印度的選擇。無疑扎卡利亞對印度的熟悉和多角度的透徹解讀，讓該書關于印度的一章成為想了解印度崛起之讀者的必讀文字。但超過50%GDP是美國“后臺辦公室”的印度包括扎卡利亞也承認無法在經濟上與中國抗衡。假如印度被選進討論，為什么同是“金磚四國”的巴西和俄羅斯完全沒有被提及？但這點缺憾不妨礙扎卡利亞從國際關系的角度呈現出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國作為挑戰者的案例。

作為寫作中國崛起的后來者，扎卡利亞面臨很大的挑戰。在書中幾乎所有他談到的東西，之前都有不下上百位作者談過，包括弗格森談到的“中美國”。扎卡利亞依然做到用自己的語言將中國從鄭和下西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再到2008年奧運會崛起的全過程，做了一次非常值得一讀的演繹。而后將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專長的中美關系上。在這方面，扎卡利亞的處理體現了他獨到的思考。他既沒有像托馬斯·庫恩那樣急于“擁抱大熊貓”，沒有像托中國公司》作者泰德·費舍曼急于用一堆數字與事實震懾美國人，更是沒有沾邊所謂“崩潰論”，而是首先從儒學思想和基督教文明的比較中，分析中國與西方在國際關系上思路的不同。

他指出：“從歷史上看，凡是受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影響的國家，都有一種向外輸出思想和改造他人信仰的沖動。它們的外交政策中都滲透著一種明顯的傳教士精神。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外交政策也許永遠都不會有這種使命感。從某種意義上說，只要保持中國特色，成為一個世界大國，中國就實現了其歷史性的目標。中國不需要向任何人輸出任何東西，進而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中國人依據的不是抽象的正確與錯誤之分，而是按照一種作為指導哲學的實用主義思想行事。

這番說法稱得上是很不一般的洞察，而且幾乎不可能來自一位純西方學者，無論多么博學。恰恰是扎卡利亞的特殊身份——東方的血緣、對中國若遠而近的距離和伊斯蘭的家庭出身讓他感悟出這個在“后美國”時代影響國際關系的重要因素。

“后美國世界”的美國

在回歸美國角度的最后兩章中，他依然選擇了作為中立學者第三方，從一位印度人的角度分析在“后美國”時代，美國所處的位置和對策。他的中心論點是，與二十世紀沒落的大英帝國不同，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并沒有失去自己的經濟強勢，盡管政治強勢在相對減弱。扎卡利亞捍衛了美國在政治體制、軍事力量、人口結構、經濟結構、科技投入、創新精神和精英教育方面巨大優勢。他指出美國如何用好這些優勢在“后美國世界”里繼續領頭的六條指導原則。

將話題中心歸結回美國，不得不讓人們感覺這本書缺少了對“后美國世界”一次相對全面的推演。另外，無疑美國優勢猶存。假如把它當作帝國，美國接近丘吉爾1943年所預示的“未來的帝國是一個思想的帝國”，但值得警醒的是，依賴創新的美國在互聯網浪潮后已經十幾年沒有一波像樣的創新，以至于上一輪經濟增長靠的竟是虛偽的次貸創新。不僅僅是扎卡利亞指出的黨派政治、意識形態攻擊和特殊利益集團在弱化美國，與扎實的創新唱反調的金融短期行為和被弱化的問責精神同樣在動搖美國乃至西方發達國家的根基。金融危機的爆發也許是一個重新思考“后美國世界”的新語境。

但無論如何，扎卡利亞值得我們敬佩，因為我們中國人有了朱棣文、駱家輝，但我們還缺少一位能影響美國總統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