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祖塤：我親歷改革開放后首批留美路

2009年07月24日 08:19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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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祖塤

31年前，向美國派遣中國留學生，是中國改革開放最具代表性的政策之一，其影響之深、影響之廣，是我們當時遠遠想不到的。

我在20世紀50年代曾經留蘇，60年代初回國，師從著名生物化學家曹天欽教授。作為中國1978年首批留美的學者，我自感它的意義與一般留學不同，標志著中國一個改革開放的歷史的開始，一個敢于向西方世界學習和向西方世界開放的開始。

“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10月間，我正在上海科技大學參加美語口語進修班學習，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報到，參加我國首批派赴美國進修學習，對我來說，既意外亦欣喜。我們在北京準備了一個多月，受到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的接見，還參加了一次令大家頗感新鮮的托福模擬考試。當時我們年齡大多在40歲左右，絕大部分都是在大學和研究所內有中級職稱的科研人員或教師，為了和一般留學生或訪問科學家有所區別，當時負責此項交流工作的中國教育部和美國新聞署商定，給了我們一個新的身份“訪問學者”，這個名詞現在已被廣泛采用。

我們途經巴基斯坦卡拉奇，至法國巴黎，由巴黎至紐約，再由紐約至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幾乎花了兩夜一天的時間。反觀現在中美之間，航運發達，一日數班，兩國間可達中美多個城市。當時不僅尚未通航，而且還未通郵，因此我們到達美國之后，為了向單位和家里報平安，所寄郵件均需由大使館以外交郵件帶回，為了不增加外交郵件的壓力，幾個月內我們只發了一至兩封信，至于打國際長途，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們還受到大量美國媒體的迎接和采訪，不僅在外面參加一些重大活動時，甚至我們去餐廳用餐，超市購物，都有記者追蹤、攝影、采訪，我們一行52人雖然要繞路半個地球，據說我們的領隊僅帶了國家發給的幾十美元的現金，以備路上所需。幾十美元現金現在看來是區區小數，但31年前國家剛剛從“文革”中走出來，外匯是非常珍貴的。

到了美國后不久，鄧小平訪問美國，這是中美建交后最重大的事件。鄧小平和夫人卓琳接見了留美學者。我們還受到美國卡特總統夫人的接見，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中美建交時的活躍和熱鬧場面。

使館還安排我們參觀了白宮、華盛頓郵報社、華盛頓總統的故居等地方。我們還參觀了阿林頓公墓，那時正好有位美國駐歐部隊的將軍安葬。儀式結束后，我們被邀請參加一位美國國務院前官員的會見和座談。有趣的是，參加會見和座談的還有幾十位美國小學生，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些美國小朋友非常天真和活躍，紛紛舉手發問，不管在座的有什么高官和外國人。相反，我們這一邊，由于語言限制或習慣使然，顯得不大活躍。

在1979年2月初，我們被分成兩批，分別入學于華盛頓特區的喬治敦大學和美利堅大學學習英語。我們一部分人搬入離學校較近的學生公寓，后任中國駐美大使的韓敘數次來我們的公寓宿舍看望，幫助解決實際生活問題。在學習一學期的美國口語后，我們就奔赴各自聯系好的大學或研究所，這些聯系受到當時在美的華人教授的極大幫助，雖然他們都來自臺灣，但對我們大陸學者十分友好，在學術和生活上都給予了很大的關心和照顧。由于我們都是公費留學，因此我們的生活費是由中國駐美使館發的。一開始生活費都是實報實銷。離開華盛頓特區后，使館給我們一人一張支票(大約是1000美元)，到了當地存入銀行，然后向使館寄去當月的開銷憑證，但在美國很多生活消費是沒有發票的，因此每月報銷就成為一個困擾的問題，好在三四個月后，大使館就改成發放固定生活費，每月400美元。據說這是參考當時羅馬尼亞公費留學生的標準，這一標準不算高，但已大大超過當時使館外交人員的津貼。

在美國期間，我們當時生活都很簡樸，一天的絕大部分時間均在實驗室，包括周末，因此主要的開支是房租，差不多要用去一半。應該說美國的食品價格相對比較低，我們都是在家中自己動手，中午兩片面包就解決了問題。我們的生活用品當時都在就近超市采購，超市這一銷售方式在當時國內尚未出現，因此感覺新奇和方便。在美國的實驗室中，我們看到有相當多的來自臺灣或香港的留學生。由于常年的隔閡，我們和臺灣來的學生從不接觸到相對接觸，從不自然到相對自然，待到相當熟悉后，我們發現這些臺灣學生大多努力勤奮，熱情友好，樂于助人。

作為改革開放后首批留美訪問學者，我們都覺得自己肩上責任不輕，因此都想抓住這樣一個好機會，在不長的時間內多學些東西。進了美國實驗室以后，即使我們都是從國內頂尖的研究所和大學出去的，但由于本來國內科技基礎和條件相對較差，再加上十年“文革”的破壞，無論從實驗室設備、技術、管理，以至到研究生的培養、學術氣氛、圖書咨詢等，都與美國存在很大差距和差別。我還發現，美國大部分教授均很年輕，仍在自己動手做實驗，因此能和大家討論和解決具體問題，我對這個印象特別深。

(本文作者為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