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農村的斜陽

2009年08月01日 10:02
來源：中國經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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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雪珥

1909年，在似乎只適合才子佳人纏綿戲的浙江，一部動作大片卻震撼上演：向來溫和、柔順的浙江農民，居然聚眾沖擊地方政府、焚毀水師炮艇、打傷政府官員和水師官兵。

作為魚米之鄉和財賦重地，浙江的騷動震驚了北京。

災民們自身溫飽都已成問題，哪里還能忍受如此催逼。

兔子急了也咬人

一切都起源于這一年的水旱災害。

先是暮春時節，最為富庶的杭(州)嘉(興)湖(州)平原暴雨成災，一片澤國，海寧一帶米價居然漲到了每石超過6元；入夏之后，旱災又接踵而至，“田皆龜裂”，根據當時報載，農村居然因此出現了闔家自盡的慘事。

浙江巡撫增韞發給軍機處的電報表明，災害發生后，該省立即派遣官員到各地查勘，籌款賑災，而秋收時節又再度派員進行復查，確定減免稅收的范圍。問題在于，各級官員不愿意放棄征糧征款這一肥缺，征收工作不僅沒有因災放寬，反而加緊催收，終于令矛盾激化。

湖州的烏程、歸安兩縣(今吳興區)，因為基層干部(書吏)“匿災勒征”，激起上千鄉民沖入府城，焚倉毀署。湖州府城不得不宣布戒嚴，并立即電請省里派兵彈壓。同時，兩縣官員緊急勘查災情，對受災農戶免征糧款，其余農戶則打七折繳納，才好歹將一場大風暴平息下去。

而嘉興府的桐鄉則沒有那么幸運。桐鄉受災后，負責勘驗災情的各地“村主任”(“圖董”)，利用職權徇私枉法，同時，基層干部們在皇糧國稅之外搭車收費，中飽私囊。災民們自身溫飽都已成問題，哪里還能忍受如此催逼，一時便聚集了上千人，擁到各富紳家“吃大戶”，同時對那些老實本分、繼續前往繳納漕糧的農戶進行攔截，雙方發生沖突。官方派出水師部隊進行彈壓，開槍擊斃1人、打傷2人，結果激起眾怒，水師炮艇被焚毀，7名水師官兵被打傷。隨后，鄉民們沖進縣城，拆毀縣衙，切斷電報線。浙江省立即派出督練公所兵備處袁思永帶兵鎮壓，用武力強行驅散，并將為首之人“就地正法”，方告平息。

這一年，除了浙江之外，全國多個省份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北到吉林、奉天，南到廣東、廣西、云南，東到福建，西到新疆，以及中部地區的湖北、湖南，不少地區均出現嚴重水災；而甘肅已經連續995天未曾降雨，缺糧缺水，甚至出現人吃人現象；直隸、山東、陜西、山西等省則水災、旱災、風災、雹災四害并舉。災害過后，各地農村幾乎都發生程度不同的群體性對抗事件。而即使沒有遭災的省份，也并沒有出現安定團結的局面，如江西宜春，甚至還發生了農民武裝暴動(參閱本專欄6月1日《宜春上訪事件》)。

農業、農村、農民這“三農”問題，就以這種極不和諧的方式，拉開了宣統新朝 “改開搞”(改革、開放、搞活)序幕。

一貫在農村起著穩定作用的士紳階層，卻在改革中被徹底瓦解。

鄉村精英窮途末路

大清的田野，為什么充滿了失望呢？

在雄心勃勃的大清新政改革中，建設與發展新農村從來就沒有被真正納入過改革的目標清單。相反，“三農”本身被定位為負擔各種改革成本的“奶牛”，舉凡新政的種種措施，其成本幾乎毫無例外地攤派到了農民的頭上，農民負擔日益加重(參閱本專欄6月8日《“爛尾”的仁政》)。

而此時，一貫在農村起著穩定作用的士紳階層，卻在改革中被徹底瓦解，農村政權陷入了“失控”境地。

中國傳統的國家“公權力”，一般只達到縣級。縣級以下行政，一靠各種胥吏，他們并不享受國家公務員待遇，最多算是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編制，工作的動力以及經費的來源，都在于其所“代理”的國家權力，如征稅、司法等；二靠傳統的宗法社會，這種宗法社會以鄉規民約為準繩，以宗族集體領導為特點，而其中的核心就是通過科舉獲得了特殊地位的士紳階層。士紳階層扮演著雙重的角色，一方面作為國家“經紀人”，協助政府維持治安、征糧征款等；另一方面作為民意代表，為保護和增進地方利益而與政府及其胥吏進行公關及博弈。

這種結構成為維持傳統鄉村穩定的重要因素。“鐵打的農村、流水的皇帝”，無論城頭如何變幻大王旗，只要新的統治者能尊孔重儒，并能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如穩定的社會秩序)，一般都得到士紳階層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鄉村的效忠，即使在位的是諸如蒙元與滿清這樣的“異族”。“寧做太平犬、不為亂世人”，就是中國農民普遍的、現實的政治需求。

但是，這種在血雨腥風的改朝換代中都無法動搖的“中國國情”，卻被大清的新政改革徹底顛覆。1905年，大清中央宣布廢除科舉后，謀取功名的渠道就只有出國留學和進入新式學堂(參閱本專欄3月30日《帝國留學大躍進》)。但這種新門檻，比起科舉舊門檻而言，畢竟是高了許多，多數農村家庭難以逾越。同時，隨著改革的深入，各地書院、私塾、義學等舊式教育機構紛紛倒閉，鄉村教育資源急劇萎縮。各地抵制新式教育的風潮此起彼伏，即使在素來注重耕讀傳家的江浙兩地，將矛頭對準新式學堂的沖突、甚至流血沖突也并不少見。

盡管的確有無數的理由支持廢除科舉的激進變革，但一個不可否認的嚴重后果是，它徹底破壞了早已制度化的人才流通渠道，而且沒能建立一個新的替補機制。在關系“掄才大典”的組織人事方面，腐敗現象日益嚴重，“政府用人，便全無標準，人事奔競，派系傾軋，結黨營私，偏枯偏榮，種種病象，指不勝屈。”(錢穆《中國歷史上的考試制度》)大批農村精英因此失去了晉身機會和傳統特權，由維持農村穩定的中堅力量，蛻變為失望乃至無望的“高危人群”，從“助手”轉變為了“對手”。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緩沖地帶消失，任何矛盾都可能演化為剛性的碰撞。晚清風起云涌的群體性對抗事件，已不再是單純的“農民運動”，士紳階層參與其中的廣度和深度，都遠超歷朝歷代的“民變”浪潮。

“盈利型經紀人”乘勢而起，他們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土豪劣紳”

基層政權痞子化

加強農村基層政權建設，不僅是大清新政改革的目的之一，也是保障各項改革順利推進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政府為了改革，對農村的攤派越來越重，急需更多的“國家經紀人”，另一方面，傳統的鄉村士紳階層被日益邊緣化，而且他們因受限于自我期許的社會倫理責任，在扮演酷吏方面缺乏足夠的天份和熱忱，大量的傳統士紳因此紛紛回避公職。

鄉村的“公權力”領域出現了巨大的空白，另一群“盈利型經紀人”乘勢而起，他們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土豪劣紳”

與傳統的士紳階層相比，“土豪劣紳”大多文化程度低下，缺乏甚至毫無精英責任感。他們絕非鄉村中的“善人”，但確是一種特殊的“能人”，一種無所顧忌、不擇手段的“痞子能人”。這樣的“能人”雖然一直存在，但在傳統的政治秩序中，沒有機會染指公權力。此時，大清國判斷好貓的唯一標準就是能否抓住老鼠，至于手段和過程都可以被忽略，這些“痞子能人”顯然更有效率，也更容易脫穎而出。

他們脫離了傳統士紳階層所受到的道義束縛，可以毫無顧忌地將手中的“公權力”演變為尋租牟利的工具，主觀為自己，客觀為政府，扯著改革的大旗，令自己迅速躋身先富起來的行列，這又進一步加深了農村的災難及農民對如此“改革的的對抗，侵蝕著改革的民意基礎。而為了壓制農民，以毫土豪劣紳”為主體的農村基層政權，便從“痞子化”進一步呈現出“黑幫化”，成為今后半個多世紀農村動蕩和暴力沖突不斷的主要原因。

“從來治國之道，惟以保民為先”(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諭)，但大清國的改革者似乎忘了這段樸素的圣訓。在這片失望的田野上，改革的陽光并沒有令大多數民眾感受到溫暖與光明，這樣的改革本身，也就成了溫室里一盤脆弱的盆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