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正彥：為中國式產能過剩號脈

2009年09月01日 03:30
來源：中國證券網－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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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正彥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可能預示了中國政府刺激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正由“總量政策”向“結構性政策”的方向轉變，在目前“保增長”無虞的前提下，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事關通過“調結構”來優化經濟增長質量之大事。

一個久違的字眼出現了，中國正在研究部署抑制部分產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這是中國式的產能過剩。

對產能過剩問題提出這樣的“預警”，特別是在當前中國經濟復蘇的基礎尚不穩固的關鍵時刻，表明中國政府已意識到產能過剩問題的嚴重性及解決這個問題的迫切性，也突出了下半年“保增長”中“調結構”的重要性。

不久前，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了要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引導產業的健康發展。今年以來，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已初見成效，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產業結構調整的進展不快，導致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的問題依然較為突出。其中，不僅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的傳統產業仍在盲目擴張，風電、多晶硅等新興產業也出現了重復建設傾向。

產能過剩之所以會再度引起中國政府的擔憂，是因為多年來我們一直沒能有效地解決產能過剩難題，近年來產能過剩問題仍被不斷提及，并成為長期困擾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大頑疾。

實際上，產能過剩在總體上講就是“供大于求”，而且是比較嚴重的“供大于求”。在中國，產能過剩問題之所以會長期存在，原因之一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試圖透過提高投資率來緩解多年來由短缺經濟所造成的供給短缺。隨著投資增長率的大幅上升，中國經濟也逐漸走出了短缺經濟的困擾。

但是，問題又隨之產生了。當投資增長長期超過消費增長時，多年來投資高增長積累了大量產能無法為國內需求所吸收時，只能通過出口渠道才能加以消化。確實，最近幾年出口的指數型增長，吸收了中國不斷產生的過剩產能。不過，一旦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如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下滑，外部需求隨之下降，依賴出口消化的過剩產能問題又會重新暴露出來。這就是在當前特殊的國內外經濟背景下外部環境變化對產能過剩問題的深刻影響。

當然，根本問題是出在我們自己身上，即多年來投資高增長積累了大量過剩產能，導致國內需求無法消化這部分過剩產能，只能依賴外部需求來消化。但是，導致投資高增長的根本原因又是各級政府主導經濟增長模式的必然結果之一。

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導致中國產能過剩形成的一大主體可能不僅包括廠商而且還包括很多地方政府。當GDP不僅是政府考核的經濟目標而且也是政府行動的指南時，各級地方政府實現經濟目標的“最好途徑”——通過投資增長拉動地方經濟增長，由此導致各個地方的過度投資、惡性競爭及產能擴張局面變得更加難以控制。這樣，地方政府主導下的產能過剩成了中國式產能過剩的一大特點。而投資的盲目性、歷史積累，又是造成中國式的產能過剩的兩大原因。

除此之外，中國式的產能過剩還具有另外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中國式的產能過剩表現為是行業整體性的產能過剩。由于迄今中國市場經濟制度還很不完善，仍然存在著行政壟斷和自然壟斷。由行政壟斷和自然壟斷等引發的“暴利效應”，導致某些有行政壟斷和自然壟斷且有“暴利傾向的行業”的投資不斷膨脹，社會資金也加倍流入這些部門，最終導致這些行業產能的過度擴張。如果出現了行政壟斷與自然壟斷的相互結合，問題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可能會出現產能過剩與價格扭曲的雙重矛盾，如房地產業、鋼鐵、汽車、能源行業等都存在著這樣的現象。

二是中國式的產能過剩往往體現為是一種爆發式的產能過剩。這些年來，我們也經常看到，一些很有發展潛力的行業在一夜之間是如何變成產能過剩行業的。在這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到的風電、多晶硅等新興產業出現重復建設問題，就是最好的寫照。

從這個角度觀察，如果不改變過度依賴政府直接推動經濟增長的觀念和方式，中國式的產能過剩終將難以避免。那么，如何來破解中國式的產能過剩難題呢？

首先，要解決導致中國式產能過剩產生的思想根源。一般認為，導致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增長方式的不合理。這確實是個重要的原因，但主導經濟增長方式的思想有問題可能是另一個重要原因。當年“羅馬俱樂部”提出“增長的極限”，實際上把經濟增長上升到人、自然、社會之間關系的高度。這樣，產能過剩不僅僅是市場競爭或者市場經濟的問題，而且也成為人類必須認真對待的共同問題。中國式產能過剩產生的思想根源來自于GDP崇拜(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要解決中國式產能過剩，首先要消除GDP崇拜，改變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雖然這并不容易，但還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其次，要建立解決產能過剩的市場環境。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條件的產物，我們就應該用市場經濟的方法來逐步解決。一是逐步形成產業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實現資本和品牌的有效集中，形成市場機制的自我校正；二是要逐步改變經濟行政壟斷與自然壟斷問題，減少“暴利行業”產生的市場制度；三是減少政府對GDP的直接控制和干預，根本扭轉政府只有靠投資才能推動經濟增長的固有觀念和方式。

由此觀之，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可能預示了中國政府刺激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正由“總量政策”向“結構性政策”的方向轉變，在目前“保增長”無虞的前提下，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事關通過“調結構”來優化經濟增長質量之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