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寧遠：在國進民退和富二代的悖論中經叔平先生走了

2009年09月16日 07:35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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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寧遠

昨天看《東方早報》,知道經叔平先生走了，哀傷頓起。但要評論這位被稱為“中國民營經濟的形象代言人”的歷史性人物，哀傷之情也許已經很私人化了。化悲痛為力量的大話，都已說盡，畢竟先生的功勞和業績都已在那里，我其實有時連哀傷的力氣都沒有。尤其曾經在商海里努力過的人，或者依然還在商海里努力的人，無論成敗，對先生的走，不起一點傷心的情感漣漪，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想到先生，心中更多涌起的是莫名和無奈的惆悵，這大于哀傷。但我的惆悵，即使這都是我自己的、更純粹私人的情緒，我也以為這或者是思念先生的最恰當的一種方式：“君子之交淡如水”——先生是真君子，必須以淡如水的精神面貌對他，忘記他推動私產入憲所有努力、動機和原則。當然我這么寫紀念文章，以忘記先生的功績來紀念先生，就我而言，無論怎么說，都是出格的，但我惆悵的感情卻是真的——這有無共鳴，我并不在乎。

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在經歷了這么多年的風風雨雨之后，商海大浪浮沉的結果(在先生仙逝之時)孵化成為兩個概念性的酷詞：“國進民退”和“富二代”。我的惆悵超過對先生逝去的哀傷，即使不免有被視為酸文假醋的嫌疑，但這也是我面對時代輪回，個人跳不出當下的真實烙印。

我和先生有過兩次不經意的面對面的交往。第二次的偶遇曾經得到先生長達兩個多小時、仿佛佛家說的隨緣式的親炙。那是1995年圣誕前一天，我和先生同時坐飛機從香港返回上海，碰巧又都坐在頭等艙。其實在香港老機場的貴賓室，我就認出了先生，但沒打招呼。因為此前我只見過先生一面，大約是之前半年。具體是什么場合，我已遺憾地忘記了。但這第二次的巧遇，我則銘記至今。因為那次巧遇之后兩個月，民生銀行就開張了。那是一件當時中國還沒有過的大事情：一家完全由民營企業投資控股的銀行。

這家當時看上去十分不可能的銀行，今年9月的市值已達2000億。我當時很疑惑,是否能夠開出一家如此之大的完全民營的銀行？我向先生提出這樣疑問——民營的銀行，究竟有無可能？

先生說，不是有無可能，而是已經可能了。他當時舉例，由上海工商聯經營的愛建信托已經成立近十年，運行狀況并不差。言下之意，非銀行的金融機構民營可行，銀行為何不行？銀行也是商業機構，也是工商界的主要工作內容(之一)。先生的話很鼓勵當時年輕的我。

十幾年前，民營經濟也許不如現在這樣大，但在中國朝氣蓬勃。當時有句俗語:十億人民九億商。盡管潮流所致，但商業的制度怎么建立還是諸多空白，更不要說更精神化的商業文化了。

比如金融機構，這個直到目前實質上也沒有全面對民營資本放開的行業，在當時的市場上，其實并不完全像現在這樣，非公有制的金融機構近乎喪失了絕大多數商業機會。民生銀行沒開張之前，市場上雖然沒有公開的民營的銀行，但有諸多并不公開的民間非銀行金融機構，已在實際運營了。除了當鋪這種最古老的金融服務外，那時的中國有不少金融機構實際控制人完全是民營的。不過它們普遍不大，而且都是羞答答的，運行的方式曲里拐彎。其作用當然有打破堅冰之效，但其目的和其他商業行為一樣，就是賺錢。

當時全國有不少城市信用社或者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地方分支機構開設的信托、證券營業機構，或把經營權出租給民營者，或把實際控制人的身份交給民營企業。但真要問誰是非公的，哪家金融機構的人員、資金、產權和業務權力，是老百姓說了算，也不好明確統計。因為產權的性質，市場的準入，沒有最終落實。例如，當時開放最前沿的海南的城市信用社，幾乎無一家實質上可以稱之為公有或者集體所有的機構。但問題是，沒有制度語言確認這些非公實際上就是非公。所以和這一段朝氣蓬勃相隨的，是中國金融市場的混亂。但這個混亂的責任要誰來負？至今沒有結論。當時即使是最大的國有銀行，也談不上懂市場經營，更未必有完全壟斷市場的能力。

不過，那時金融市場的混亂放到現在，大多可以肯定包含犯罪行為。然而問題又來了，如今制度約束了犯罪的風險，避免了無序的混亂，名義上民營資本可以進入，但市場格局卻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因為很顯然現在的金融市場，民營資本幾乎沒有能力和實力參與競爭。別說自從那時起到現在，再沒有成立一家新的民營商業銀行。就連唯一的碩果——民生銀行，現在也面臨著國有的中國人壽在收購。

拿這樣“國進民退”的現實來紀念先生，還不如我惆悵地說忘記。可是問題在于商業領域國進民退之時，一個幾乎被看成嚴重社會問題的“富二代”卻出現了。這樣的悖論，其實還是堅冰般攪成一塊。因為沒有民營的工商業，就沒有民富；沒有民富，談富上幾代就毫無意義，尤其是要建設應有的商業文化及其倫理，幾乎沒有基礎。

經先生走了，在我私人的印象里他是謙謙君子，說話親和，不張揚。經先生走了，在國進民退和富二代的悖論中走了，在他的背后有一塊這樣的堅冰，我實在跳不出個人的惆悵無緒！

(作者系上海獨立財經觀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