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興華：中國60年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與鞏固

2009年09月27日 19:38
來源：紅旗文稿作者：衛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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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衛興華

一、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不同的所有制

馬克思主義判斷某種所有制的先進或落后，所持標準有兩條，首先是生產力標準，其次是價值標準即道義標準。將兩條標準統一起來，就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所有制進行評判與取舍。比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原始氏族公社的公有制被奴隸制的私有制所取代，這是歷史的進步。因為這在當時條件下有利于社會分工和生產力的發展。再者，原來原始部落戰爭中的戰俘被殺掉，現在留下來當奴隸，保護了生產力。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中，奴隸社會私有制被封建主義私有制所取代，又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取代，都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發揮了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進步作用。但是，從價值標準來判斷，這三種私有制度都存在階級剝削和階級矛盾。不過封建制剝削方式比奴隸制進步，資本主義剝削方式又比封建制進步，這也表現在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上。馬克思主義主張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和一切私有制，是從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的統一出發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既要發揮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作用，又要發揮消滅階級對立與剝削，實現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與共同富裕的作用。

毛澤東同志同樣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標準對待不同的所有制。他在1934年寫的《我們的經濟政策》一文中提出：“我們對于私人經濟，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以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因為目前私人經濟的發展，是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3頁)在蘇區所要消滅的是封建主義的地主經濟，因為這種私有制經濟已經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明確提出了生產力標準：“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79頁)

正是在生產力標準的指導下，我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時期，包括在土地改革中，一直強調要保護民族工商業。在毛澤東同志的許多著作，如《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中，一再講：中國革命勝利后，資本主義經濟在新中國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用它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一個進步，有利于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特別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1頁)這里講的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是短暫時期內。

新中國成立以后，沒收了官僚資本，鼓勵和扶持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經過三年經濟恢復后的1953年，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急于消滅一切私有制經濟和急于讓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大地絕種。特別是1958年掀起人民公社化高潮后，脫離我國的客觀經濟條件，急于邁向共產主義；違反生產力發展的規律搞大躍進，違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規律搞人民公社化運動；追求“一大二公三純”的公有制一統天下，造成了損害生產力發展和人民利益的消極后果。

不可否認，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盡管發生過“左”的錯誤，但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達到6.1%，工業年均增長為11.2%。如果不急于消滅個體工商業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只消滅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經濟，我國的經濟發展會更快更好一些。

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的經驗與教訓，認識到追求“一大二公”的單一的公有制不符合我國生產力落后、人口眾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低的國情。在理論認識上應明確兩點。首先，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論述的社會主義制度中生產資料完全歸社會所有，是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成社會主義后的事情。我們不應將馬恩所設想的成熟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模式，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模式，我國離成熟的社會主義模式還很遠。其次，要正確把握《共產黨宣言》中的名言：“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293頁)這些話的中譯文并沒有錯。有些學者主張將“消滅私有制”譯作“揚棄私有制”并不可取。問題在于怎樣理解與把握這些論斷。馬克思主義認為，私有制的產生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私有制的消滅，又需要有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問題時，明確地說：“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同上，第239頁)因此，消滅私有制，是在無產階級取得革命勝利后，隨著生產力不斷發展和公有制的相應發展而逐步消滅的過程。也就是說，消滅私有制是一個歷史過程，即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取得社會主義勝利后，消滅私有制也需要經歷一個歷史過程。

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形成的歷史過程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為了更快地發展生產力和社會主義經濟，需要打破公有制一統天下的局面。在“左”的一套盛行時期，不僅把個體經濟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加以消滅，連自留地、家庭副業、集市貿易也作為“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的補充。”不少學者將此轉述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值得斟酌。因為現在講的非公有制經濟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1978年三中全會時期，還遠不到時機提出這些私有制經濟的發展，自留地、家庭副業在當時還只是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下的附屬部分，還談不上獨立的個體經濟，更不是私營經濟。

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正確認識它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地位和作用，是一個思想不斷解放和認識不斷發展的過程。

1978年，城鎮殘留的個體勞動者只有15萬人，1979年增加到31.6萬人。后來政策不斷放寬，1980年下半年，提出“適當發展個體經濟”的方針，1981年7月頒布了《國務院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的文件，城鄉個體工商戶迅速發展起來。但對私營經濟的發展，還沒有提出政策性規定。后來國務院頒布的政策性規定中，提出個體經營戶“必要的，經過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批準，可以請一個至兩個幫手，技術性較強的或有特殊技藝的，可以帶兩三個最多不超過五個學徒”。1987年1月，中央頒布了《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肯定了私人企業的地位和作用。文件指出：為擴大經營規模，雇工超過了七個人限度的私人企業，“也應當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又說，“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個體經濟和小量私人企業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同時指出：“私人企業同公有制經濟有矛盾的一面，本身也存在一些固有弊端，主要是收入分配過分懸殊，對此，可以通過管理和立法，加以調節和限制”。這種論述，應從兩個方面去把握：一方面，肯定了私人企業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指出私人企業同公有制經濟是有矛盾的，它自身也存在弊端，要加以調節和限制。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提出了私人企業的性質和作用以及黨的方針政策，肯定了私人企業的發展，稱其為私營經濟，并指出：“私營經濟是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經濟成分”，沒有直接說它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

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個體經濟、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發展起來，我國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為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提供了理論支持。認識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國情，我國的生產力落后，多層次不平衡，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是主要矛盾，我國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大力發展生產力，以此作為理論與實踐的依據，來說明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順理成章了。

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需要從理論上正確認識和處理好它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總的提法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強調公有制為主體，是因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這是我國憲法規定的，也是中央文件一再說明的。有的學者宣稱公有制不是社會主義的特點，資本主義也有國有企業，封建社會也有官辦經濟，以此否定國有經濟或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這種觀點是不對的。

首先，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是歸勞動人民公共所有的經濟。封建社會的官辦經濟，主要是為皇室服務的經濟，并不歸勞動人民所有和享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或國營經濟，也不是歸勞動人民公有，它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恩格斯指出：資本主義的“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29頁)而社會主義國家，不再是地主、資產階級掌權的國家，因而國有經濟或公有制經濟就是歸人民所有的社會主義經濟。

其次，有必要認清，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既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層面的需要，更是社會主義的制度性內容，它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也是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沒有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同志所講的社會主義本質，包括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只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消除了舊中國封建主義所有制、官僚資本所有制和帝國主義在華所有制對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束縛，起到了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作用。

對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現階段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也有個發展的過程。最初是講它可以起“拾遺補闕”的作用，后來更多地講，“非公有制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補充”，或“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例如，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中講：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又講“中外合資企業、合作經濟和外商獨資企業，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中講：“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方針。”1995年9月28日，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的講話中說：“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的一條根本原則，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標志。……允許和鼓勵個體、私營、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使它們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

對非公有制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即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的涵義，人們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學者提出，講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就表明非公有制經濟也是社會主義經濟，這種理解顯然不對。中央文件中同時講非公有制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補充，難道就表明非公有制也是公有制經濟？“補充”不等于組成部分。非公有制經濟是“補充”，具有兩層涵義：其一是指與作為主體的公有制相比，所占比重較小，公有制唱主角，非公有制唱配角；其次是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用以補充公有制經濟的不足。它們在發展生產、增加供給、繁榮經濟、擴大就業、搞活市場等方面，都可以起補充公有制經濟的作用。人們容易只從前一層涵義上去理解“補充”。所以，后來關于非公有制經濟為“補充”的提法在理論與宣傳中消失了。認為講“補充”，只讓非公有制經濟當“配角”，不利于非公有制經濟的長期發展。

1997年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一種新的提法，是進一步提升非公有制經濟地位的新論斷，使非公有制經濟由體制外進入體制內，又從制度外進入制度內。它進一步表明我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不是短時期內的權宜之計和適應眼前需要的政策措施，而是長期的、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內容的戰略性選擇。這里沒有再提“補充“一詞，表示不再只當配角，所占比例可以提高。

我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30年的巨大成就，顯然有非公有制經濟的重大貢獻。可以預計，我國經濟社會將會持續快速發展，到本世紀中葉很可能超過鄧小平同志預計的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