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背后的“李約瑟難題”

2009年10月10日 00:54
來源：中國經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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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人慶祝國慶的時候，諾貝爾獎也陸續頒出。今年的諾貝爾物理獎由美籍華人、被稱為“光纖之父”的高錕和另兩位美國人獲得，但對我們來說，高錕的獲獎可能更刺動神經：為什么又是華人而不是中國本土科學家獲得諾獎？

在諾獎的百多年歷史上，共有400多位獲獎者，盡管此前有6位華裔科學家位列其中，但中國本土卻沒有貢獻一位諾獎獲得者。這并不是說，中國在這上百年歷史中沒有產生一項與諾獎匹配的科技成就，上世紀50年代中國對人工胰島素的合成就完全有資格獲得諾獎，但必須承認，原創科技成就和重大發明與發現，中國人貢獻得的確不多。如果這是在中國國力還弱小，人們還在為吃不飽飯而發愁的時候，尚有情可原，但是，現在中國的經濟實力已位居前三，科技實力據說也很強大，我們卻依然徘徊于諾獎的大門外，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了。

早在幾十年前，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在其煌煌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發生在中國？”這就是科學史上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我想，有關“中國本土為什么沒人拿到諾貝爾獎”的問題，也可說是當代的“李約瑟難題”。

對“李約瑟難題”，李約瑟本人曾嘗試著進行過解答。他認為，近代科學之所以沒有在中國產生，一是中國沒有具備宜于科學成長的自然觀；二是中國人太講究實用，一些發現滯留在了經驗階段；三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扼殺了人們對自然規律探索的興趣，八股文扼殺了學生探索自然的興致，思想被束縛在古書和名利上，“學而優則仕”成了讀書人的第一追求。

李約瑟的這個解答也適合今天。雖然影響科研的因素有很多，但無疑整個科研的大環境是導致中國科學家創新性和創造力不足的最重要因素。例如，我們的薪酬制度，將薪酬和短期成績掛鉤，逼著員工出效益，對于中小企業可能適合，但對于高等教育則不大適合。再如，考評制度也逼著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去造假和抄襲。

不過，我想指出的是，浸淫于整個社會的官本位意識及其行政主導科研和學術的體制對科學和創新產生的負面影響尤其不可忽視。官本位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政府官員為科學家確定科研重點，科學家主要追隨官員意志，從事能夠顯示官員英明的研究項目，而不是由科學家來主導研究項目。這種科研政策和科技體制的目的，就是要科學家“早出成果、出大成果”。面臨著這種巨大壓力，作為理性的選擇，科學家只能去搞一些短平快的東西，一些確定性很強的項目，而對于不確定性很大的原創性的基礎研究，則是能避開盡量避開。由此也就在我們的科技環境中，形成了一種“不允許失敗”的原則。但實際上，就科學研究來說，失敗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會給研究提供極為寶貴的經驗。而由于害怕失敗，科研人員對未知領域就不敢去嘗試。

研究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取得獲獎成就的年齡可知，他們大多是在26~45歲期間做出的，比如，7位華裔獲獎者就是在這個年齡層完成了他們的科研成果。但是，相比之下，處于這個年齡段的中國科學家施展才華的機會太少，這是因為，首先，決定中國科學家在科學共同體中地位的是其年齡。中國教育的近親繁殖使得學生依附于老師，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挑戰老師有如犯上，有悖于中國的傳統和社會的價值觀。在這里，中國知識分子不向權威挑戰的所謂忠誠和團結，成了科學進步的歷史包袱。

其次，青年科學家本身科學知識積累不夠，又沒有時間從事科學研究。優秀科學家，尤其是優秀中青年科學家人數之少，使他們很容易被推上科學管理崗位。而受“學而優則仕”的影響以及稀缺資源與職位掛鉤，一些青年科學家也愿意離開研究一線，結果，他們用于科研、指導學生或閱讀科學文獻的時間很少，青年科學家在富有創造性的年代脫離科研，意味著他們的科研生涯提前結束。

對美國諾獎獲得者的調查也表明，獲獎離不開科學的接代連續性。也就是說，知識的積累與創造，不僅與前人的勞動有關，而且還與幾代人之間的智力接力有密切的關系。“知識遺傳”因素的影響，最主要體現在對前輩的治學態度、研究方法以及思維習慣的潛移默化的繼承上。但在中國的科技界，盛行的卻是“論資排輩”、只愿做“雞頭”不愿做“鳳尾”的現象，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知識積累的斷裂。

只有解決了上述制約中國科技發展的“李約瑟難題”，中國科學家才可能與諾獎親密接觸，中國才有望在世界科技領域特別是基礎研究領域占有與自己大國身份相稱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