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和：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大獎切中中國經濟軟肋

2009年10月13日 09:21
來源：鳳凰網財經作者：蘇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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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小和財經作家獨立書評人

這個夜晚的19點是如此美妙，從斯德哥爾摩傳來消息，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同時頒給了埃莉諾·奧斯特羅姆與威廉姆森兩個人。如果是奧斯特羅姆一個人獲獎，或者是我更加熟悉的威廉姆斯一個人獲獎，我是不會使用美妙這樣的辭藻的。一個人不好，兩個人可以互相取暖。當威廉姆斯和奧斯特羅姆站在一起，我似乎看到了人類社會孜孜以求的經濟學世界：一個平衡的公共資源經濟治理結構，一個邊際效應優美的企業發展框架。兩者相互結合，帶給人類社會最大的福祉，也帶給每一個有尊嚴的個體最大的福祉。

我想繼續說下去：當奧斯特羅姆的公共資源研究成為諾貝爾獎醒目的桂冠之時，我們對公共這樣的課題究竟理解多少？看看我們身邊的這個國家，公共有時候甚至是一個敏感詞，或者是政府的一個代名詞。我們只有政府主導，我們沒有公共參與。不僅政府以為這樣的局面是理所當然，我們的人民，我是說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的團體，而不是抽象的總稱，也是理所當然地認為，一切的公共資源都必須交托在政府手上，他人無權置喙。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由此出現。在我們的國家，鐵路是政府的，銀行是政府的，石油、通信、能源當然也是政府的。教育是政府的，醫院是政府的，科技是政府的，教會、寺廟和工會當然更是政府的。政府像個無所不能的大善人，計劃著、或者主導著這個國家的一切，一切的思考，一切的吃穿住行，一切的憤怒，一切的歡樂。

但是問題就在這里！當政府將一切的思考和行為集于一身，這將牽涉到多少難以計數的交易成本！捫心自問，我們的政府是不是最浪費的政府？我們的企業是不是成本最高的企業？新制度經濟學就是在這樣的層面誕生。從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到今天威廉姆斯的“企業邊際”研究，今天的制度經濟學已經將國家制度、法治、文化傳統等諸多變量納入到經濟學的場域。任何一個試圖發展的國家，當它僅僅用一種計劃和壟斷的方式來主導經濟發展的時候，如果它不是出于狂妄和無知，“交易費用”的拷問就必然陳列在它的面前。

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學家周其仁先生一直沿著“新制度經濟學”“交易費用”的路徑考察、分析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他曾經直指中國大部分企業缺乏規范的企業行為方式，缺乏對商業文明的基本認同。他認為，中國企業高度依賴外向市場，除了匯率機制價格引導外，企業行為方式等微觀因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包括簽約的成本低，履約的成本低，一張訂單的數量很大，合同周期相對比較長。中國企業家發現，出口的生意非常好做，因為可以利用商業文明的普適規則。這正是中國企業的本相，企業家都不愿意面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在30年的發展中，漸漸有意識地丟掉了不確定性因素尤其是“交易費用”高企的國內市場，轉而大面積依賴相對確定的國際市場。

在這樣的意義上，周其仁先生的研究是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拓展。“交易費用”成為中國經濟無法規避的關鍵詞。當一個市場體系的“交易費用”大到人們無法接受的程度，企業家的行為選擇必然是放棄，是逃離。沒有人天生就愿意為了一筆生意去酗酒，沒有人天生就喜歡行賄、喜歡拉關系走后門，沒有人天生就喜歡在一種曖昧、模糊的狀態下做生意，更沒有人天生就喜歡名目繁多，操作無序的工商管理制度和稅收制度，也沒有天生就喜歡偷竊，模仿別人的技術。可是我們自己的市場里沒有這樣的自發秩序，所以只能到別處去。

如此看來，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呈現的公共資源與企業邊際兩大課題，恰好是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的最大軟肋。我們的公共資源需要走向一種多元均衡的狀態，我們的企業必須要解決交易費用持續增高的局面。這是中國經濟社會的一體兩面，感謝奧斯特羅姆，感謝威廉姆斯，感謝兩位大師同時站在了諾貝爾的領獎臺上，是他們的同時出現，讓我們如此清晰地看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