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王波明：將證券市場引入中國

2009年10月13日 15:59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彭蘇

人參與條評論

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去建立個股票交易所,這是不可思議的事。外國人眼里，在中國，股份制是與私有制劃等號，搞不好是要被抓進去的

南方人物周刊-本刊記者彭蘇發自北京

難以想像，王波明1米8的大高個塞進“聯辦”那富麗窄小的英式靠椅里，會是個什么樣？就像你無法將資本市場引進中國這段往事，與“聯辦”稍嫌低矮狹小的空間聯系到一起。

“聯辦”，現稱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不管其名如何變動，王波明依然是這里的掌管者，這位聯辦總干事的另一重身份，還是《財經》雜志社的出品人。

王波明扛著肩，趿著腳地踱進門來。聯辦成立17年來，這是他第二次接受采訪。

“將股市引進中國的這檔子事，在我腦子里一直特別重。自打中國資本市場建立，十幾年來風風雨雨，真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回顧評判，我怕我說多了會出錯。”王波明眼瞼低垂，京腔低沉。

說罷，他就要起身溜到隔壁摸盒香煙。他的步調、他的背影……半百人生，怎么看都透著股不吝。

稍頃，他重新坐回。正如記者王安曾在書中對他的描述：“只要不是正式場合，王從不打領帶，坐在沙發上全無坐相，必蹺二郎腿，必一會兒就出溜下去，然后再頑強地挺上來，循環往復，樂此不疲。”只是此刻，他的手中冒出一罐啤酒。

想問啤酒的滋味，如同請他回首往事，純屬多余。平淡飲進，咽進的是他少年時，作為前外交官王炳南之子，父親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嫌”，母親自盡離世后，自己過早的顛沛流離；人到中年，作為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經濟師，親歷了華爾街著名的“黑色星期一”；1988年，第五代海歸歸國，建立中國股市的前前后后。

領事幾乎是把我請進屋

1978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卡特的科技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向當時的中國副總理方毅發出邀請，邀請中國政府派代表團赴美商談中美互派留學生的有關事宜。與美達成協議后，國家教委陸續與英、加、意、法、德等國達成交換留學生協議。有人將這個年段出國的留學生描述為“第五代”，第五代中就有王波明。

王波明是1980年去的美國。此前，他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習英語。此后，他在紐約皇后學院學了兩年本科，“主要偏重于政治和國際關系學”。

與公派留學不同的是，他是自費留學。“一個親戚為我提供了經濟擔保書。”回憶起去美國大使館辦理簽證那段，至今都讓王波明樂不可支，“當時大陸去美國的人很少。使館領事幾乎是把我請進屋內，意思像求著我似的。到了美國，別人一聽說是大陸去的，敢情把你當個稀罕物，都圍著你問，你在國內吃得飽么？喲，你還能騎自行車上學啊。”

兩年后，王波明以全優成績畢業，隨即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主修國際金融。“別看我爸爸是外交官，可一個月才拿300元。錢真讓人沒辦法，不是你全優了，你就想上哪所大學就上哪所大學。是誰給你獎學金了，你就奔誰去。”

當然當然，除了獎學金，吸引他的還有大學本身，“哥大的國際金融比哈佛都好，很多大人物都上那兒執教”。

同樣因為錢，上學期間，他不得不在紐約的《華僑日報》開經濟專欄，苦心經營千字短文，賺取杯水車薪。這是否為他將來做傳媒人埋下伏筆，王波明笑而不答。

總之，在美國當記者，他說他很享受，在美國當記者很有“無冕之王”的感覺。“既然要寫美國如何看中國，我必須要把中國的事琢磨透。自從1984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由農村步入城市，中國形勢就很熱鬧，幾乎天天在變……”

他挺矯情地拋出一個詞：“激動人心。”再激動人心，也不及他一頭扎進紐約交易所來得痛快，能闖進號稱世界上最大的馴獸場，管他“馴牛”或者“馴熊”。

“1987年，哥大畢業后，我亂七八糟投了200封求職信。紐約股票交易所有了回復，我想以前從沒有中國人進過那里，于是我就去了，在經濟研究部做經濟師。其實，當個經濟師沒什么大不了的，凡是個人就是經濟師了。”

凡是個人在紐約股票交易所呆上四五年，收入都能拿得比卡特總統多。但一年過后，王波明回國了。

“和北京司機一樣愛議政的人”

曾有人分析過海歸回國的理由：家國情結、擁有政策保障、回國發展空間大等等。這，遠不及王波明六年前的一番語言來得生動：

“操！其實在美國的生活膩膩的，周末帶老婆孩子去野游，草地上一躺，吃的喝的一大堆，以后幾十年的日子也會是這樣，不會有大變數的。知道我們要回國，真有些留學生恨得咬牙切齒的，他媽的他們真的要回去折騰？可要讓他們回來，打爛壇壇罐罐，老婆孩子哭哭泣泣，他們又狠不下心，只好咬牙切齒。”

今天的他無疑含蓄了、紳士了，“肯定不是被紐約股市的暴跌給嚇回來的”。話聊起來挺長，最簡單的版本是——

回國前，王波明組織了一個中國旅美商學會，簡稱CBA。當年旅美的中國留學生有三大會：經濟學會、科技學會、再就是CBA。“CBA里主要是學商學生。大伙時常聚會，參政議政意識挺強。”

王波明與后來擔任證監會副主席的高西慶的結識,也是緣自CBA。“CBA需要一個律師。高西慶是留學生里唯一拿了律師證的中國人。他和北京司機一樣愛議政，激情比較高，也許他太有激情了，以致后來在證監會幾進幾出。”

“和北京司機一樣愛議政的人”，包括了日后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原、號稱中國“并購之父”的萬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巍、美林(亞太)中國區主席劉二飛等一干人等。國內來人也是直奔大本營，比如王岐山、周小川、張曉彬、張紹杰、周其仁……

“1984年，北京有一個青年經濟學會，社會上知道的人不多，學會里面就有周小川、馬凱、樓繼偉這些改革之士。”加上在國內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綜合司司長的宮著銘，這些青年新貴們，敢想敢干，早對建立證券交易市場蠢蠢欲動。

改革之士與CBA一拍即合，所聊話題無非是股票、證券、資本市場。“國內來人往往大手一揮，這個想法很好——可是，眼下不成熟。”

“促進中國證券發展委員會”在閑聊中橫空出世，每月小聚一次。1988年3月，由王波明、高西慶、王巍執筆，聯合李青原、劉二飛、茅桐、王大偉、盛溢，八人共同寫成了《關于促成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范化的政策建議》。

“經濟學有三要素：人力、原材料、資本市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期就缺資本市場。”真要回國建立股市，似乎沒幾人相信。“你想想八十年代，別說股票，連個股份制企業都少見，更別提《證券法》了，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都完全沒起來。”

雖說沒打算一輩子呆在美國，但他并不抗拒紐約，不夜城，有活力，多姿多彩。

經不住高西慶等人的攛掇，得，還是回去吧。反正在交易所內，耳邊也不得閑：一個經濟師對他說：“王，回中國去，你的作用將是不可替代的。”

正那時，他又得聞早前的一條消息，紐約股票交易所董事長約翰凡爾霖在中國拜訪了鄧小平。“鄧小平對他說，你們有個紐約股票交易所，我們中國也可以試試嘛。”

東邊修車，西邊賣包子

1988年5月到8月，整整4個月，高西慶在紐約愣找不著王波明。王安曾戲稱這是中國證券史上的一樁懸案，王波明嗬嗬笑道：

回國之前，教育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刊登了一條消息：如果你是自費留學生回國，回國機票一律報銷。把我忽悠回來后，上教育部一打聽，教育部里的人說你得先找一個工作單位，讓單位上給你報銷。

那時候真愿意回國的留學生可謂鳳毛麟角。也不能怪他們不回，就拿李某某(現為某國家政策性銀行的董事長、行長)打比方，他還是1984年回國的呢，自打他回來第一天起，就覺得自己應該在人行當部長。結果呢，體制還在那兒，什么部長？連科長都不算，一切從打水掃地開始。

為了建立股票交易所，我和高西慶沒拿綠卡，自絕后路。高西慶在華爾街上有名的mudge rose律師事務所做律師，我們拿綠卡是相當容易的事兒。可就想到事業的艱難，怕有綠卡在那兒，一遇困難就往后撤。

剛開始確實很難。我倆剛回國，要游說體改委、政改辦、包括一些大公司，復印、查資料、開會，高西慶都得自己掏腰包。倆人一人一輛自行車，東騎西騎，四處奔波。幸好是在美國認識了張曉彬，他當時是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總經理，他贊助了我們十萬元。

我覺得人往往是被預期所趨使，開始想難點好，說不定末了事就成功了。所以我倆痛下決心，如果五年以后干不成，他在東邊修自行車，我在西邊賣包子。

進中南海，是賈宏生帶我去的。我記不清具體日期了，他對我說今天國務院開會討論股票的事，正好你和我去。我就坐著他的車一起去了，主持會議的叫宮著銘，開會內容正好是王岐山他們弄了一份建立北京股票市場的建議書，我一聽，嘿，我回國不就是要干這事嘛。

萬壽賓館會議

早在同年4月，上海慶祝交通銀行成立80周年之際，宮著銘就以人行司長的身份飛往上海祝賀。當晚，他在時任上海市市長朱镕基家里，談起了上海金融改革。

他說到兩條：一是大力發展和利用地方金融機構；第二就是抓緊建立證券市場，有了證券交易所錢就不用愁。

說起大宮，那可真是個人物啊。還有王岐山，他那時負責中國農業信托投資公司，剛剛涉入金融領域。我和高西慶雖然懂證券市場，可是上層運作得靠他們。王岐山對這事一直很積極，我想他那會兒還不太懂股票市場是怎么回事，但已經隱約地感到了這事的重要性。

7月9日，在萬壽賓館，人民銀行總行召開了‘金融體制改革和北京證券交易所籌備研討會’，這次會議囊括中國經濟界最有實權的機構和個人，可以說，創建中國證券市場的序幕就從這次會議正式拉開。

這次會后，由人總行牽頭組成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小組，宮著銘、張曉彬主持起草白皮書——《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

編寫這份白皮書，共花了一個多月。起草小組有我、張曉彬、宮著銘、周小川、高西慶、還有人總行博士生蔡重直、北大法律系副教授陳大剛、中創的許小勝。

《設想》包括了《籌建北京證券交易所的設想和可行性報告》、《建立國家證券管理委員會的建議》、《建立證券管理法的基本設想》。

大宮和曉彬是總張羅，和岐山一起負責政策上的把關和協調。西慶、大剛管法律方面，王莉在交易操作和結算實務方面，我在交易所運作和管理方面，都受過專業訓練，而且有一定實踐經驗，還有幾十位來自主管部門、研究機構的人員參加討論。

白皮書遞上去了。

當時，一位國家領導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姚依林是副組長。領導批復希望財經領導小組開會聽取我們匯報。1988年11月9日早上9點，在國務院第三會議室，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等主持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財政部副部長項懷誠、原國家經委副主任呂東、體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等人。

會議一直開到中午12點10分。其間，各位領導分別就股票上市向我們提出種種疑問。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關于國家證券交易委員會領導小組要不要成立？這事由誰牽頭去做？

人行與經濟部門之間有爭議。人民銀行當即跳出來說他們牽頭，項懷誠說人行工作比較忙，還是由體改委牽頭吧。人行不依了，說他們早就在研究這事了。最后姚依林拍板說，你們比較忙，還是讓安志文他們牽頭吧，這事才順到了體改委這邊。

“搞不好是要被抓進去的”

“聯辦是為北京建立證券交易所做準備。”王波明說。

因為股票交易所這詞太敏感，中央不愿意高調對外，要求王波明們少說多做，低調籌備。所以，1989年3月15日，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成立了,簡稱聯辦。“后來改名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但大家仍叫它聯辦。”

“聯辦既然是為北京建立證券交易所作準備，為什么交易所又改在上海、深圳？”

王波明呷進一口啤酒，緩緩道來：

我們是打算設在北京的，跟中央也是這么說的。因為股票交易所最好設在金融中心。當時中國沒有資本市場，只有銀行。銀行總部，工農中建都在北京。后來有很多原因，選擇了上海。

其中之一，就是當時上海市市長朱镕基計劃開發浦東。要開發浦東，中央說錢是沒有的，只能給政策支持。而開發預算就是8000億，對于自解放后內存收入全部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根本就是天文數字。

這時，宮著銘給朱镕基寫了一封信，大致內容是說，要想開發浦東，就要借全國的錢。銀行已經已經沒有辦法了，你要搞個股票交易所。

朱市長問他，什么叫股票交易所？宮著銘用最簡單樸實的語言向他作了解釋。這引起了朱镕基的重視。說那好吧，就建吧。

問題是，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兒找懂這行的人啊？這就想起了茅盾寫的《子夜》，想起舊上海原來是有過股票交易所的，他們趕緊把這撥老人挖出來。人還真找出幾個，但他們說過去的股票交易所，交易的不是股票，而是地方債券。

聯辦的秘書長經書平與朱镕基的關系很熟。他去了上海，跟朱镕基說：“我們這兒有撥人，就是搞北京證券交易所的。”

朱镕基說好啊，那把他們請來，我給解決戶口問題。讓他們安頓下來，幫我把這個股票交易所成立起來。

后來，我們就去了上海。向朱镕基作了匯報，并講建立股票交易所，我們可以協助，但人還是你們自己找。于是，1989年12月2日，籌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組成立，分別是上海交通銀行的董事長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長龔浩成、上海體改辦主任賀鎬聲。李祥瑞后來也是滬市交易所的第一任頭兒。

我們以前沒覺得這事有多趕。本身建立一個股票交易所就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法律、會計、投資人、交易場所的選定。再加上那時要根電話線都難，交易所里要配50根電話線，還得層層審批，進度要快也快不起來。

直到朱镕基到加拿大訪問，有記者問他，中國還要不要改革？他回答說，當然要改革，比如我們馬上要建立股票交易系統，今年年底上海股票交易所就要開門。我們在國內拿到新聞稿，一看，哎喲,都在五六月了，我們還在籌備呢。

既然上面發話了，肯定得趕緊做出來。就這樣，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舉行開業典禮。

在此之前，深圳證券交易所為了搶到“第一”稱號，居然就趕在12月1日試開張了，當天的情形聽說比較冷清，畢竟倉促嘛。想想也挺理解他們，意義重大嘛。不光是在中國，就整個東歐國家而言都意義重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去建立一個股票交易所,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外國人眼里，在中國，連股份制都是與私有制劃等號，搞不好是要被抓進去的。

1992年，我參觀浦東時，它真是破破爛爛。雖然他們給我看模型，指這兒是陸家嘴，那兒要歌劇院時，說得特宏偉，我心里一點都不信。再說開上海交易所時，李祥瑞在會上打招呼：說開這個交易所別指望賺錢，這個交易所政治影響大于經濟影響。別想著炒股票。

我沒反對他的說法,但也沒想這么快,幾乎一年左右,全中國的錢就像對著抽風機似的，忽一下全抽向上海。沒想到股票交易量大大超過債券交易量，百萬富翁大量涌出，比如楊百萬，不過，他是炒債券發的財。

1990年12月，以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和北京“聯辦”申請的STAQ(證券交易自動報價系統)兩所一網作為標志，中國證券市場就此建立起來。

遺憾？

1980年代突建證券市場，是全搬國外，1990年代的中國股市是結合中國國情，搞得有點四不像，“現在中國股市又回到一個沒有硬傷的市場上來了，十幾年了，該付的學費也付了，該流的血也流了，該是成長的時候了吧？”王波明自飲自問。

至于“聯辦”，1989到1992年，它的使命似乎已然結束。“證券交易所成立后，‘聯辦’的錢花光了，人也沒得用了，理事會就差明說要我們自謀生路了。那幾年時間，我們一直在思考要做什么。后來高西慶提出，有個互聯網的東西，將來準能把辦公室、圖書館全都滅了。這樣我們才與政府完全分開，轉型下海。”

別看現在《財經》雜志、和訊網具有行業知名度，“可在1998年，《財經》的概念都沒形成，兩三年沒廣告，我說養著；1995年，互聯網進入時，和訊網虧錢，我說養著，做事得往長遠看。”

不知這位自認目光長遠的人是否心存遺憾？“證監會成立時，我和高西慶幾個都進去了。大約過了一個月，我覺著我不適合呆在政府部門。我沒辦法呆。現在回頭想想，我要是留下來了，又會怎樣？”

其語氣遺憾，莫如自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