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人與資方的分手不利于雙方

2009年10月27日 01:10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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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評論員張立偉

在中國媒體商業化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即原先作為內容制作的媒體人另立門戶，以股東和傳媒人雙重身份登上傳媒舞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目前鬧得沸沸揚揚的《財經》主編胡舒立與老東家聯辦(全稱為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之間的分手。不管雙方最終抉擇如何，這一現象仍然極具歷史意義。

在21世紀初，中國傳媒業開始回歸商業屬性，一些國有媒體機構紛涉商業運作，即采編與經營分離，內容制作受相關部門垂直管理，而廣告發行則走市場道路。此間，也有民營資本參與了某些報刊雜志的經營。由于產業初興，幾無競爭，且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令廣告市場規模急劇膨脹，以市場為導向的某些媒體取得了經營成功，獲得相當的社會影響力。當然，背后之資本也獲利匪淺。

在以上的模式中所聘請的媒體人雖都要接受內容監管，但有些只屬市場的一部分，即打工者，而非傳統意義上的事業單位員工。傳媒是知識密集型產業，人才為最重因素，投資方僅是股東，決定媒體興衰的還是媒體人。以《財經》的成功為例，很大程度上是胡舒立及其團隊能力的體現，但資方享有全部收益。當然，傳媒業投資具有高風險，成功幾率不大。

在西方國家，一份成功報刊的創始人，大部分具有投資和編輯的雙重身份，傳統上稱為發行人。自己出錢并自己主管內容制作，具有強烈的私人性質。當然，經歷百年歷史，像《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早已沉淀深厚的編輯文化以及公司化運營模式，總編輯不過是職業經理人身份。

中國情況迥異，世紀之初的商業化嘗試自然要求資方不能干涉政府監管的內容制作，而領取工資的傳媒人更不可能有足夠的資本創業。因此，在創造一個媒體品牌的過程中，資本收益歸資方，而品牌影響力則歸媒體人，兩者在初創期尚能同舟，一旦成功，傳媒人的精神投入無法獲得合理的回報便會影響兩者的合作。畢竟，在初創階段的傳媒人(管理層)，并非只是一個職業經理人，還是事實上的創業者。如果資方不給予管理層合理的股權激勵，那么，失衡的傳媒人則會另立門戶。

因為，現在已經具備作為“文人”的傳媒人向發行人這一商業角色轉換的條件。首先，歷經多年磨練，傳媒人積累了內容制作、產品運營以及適應市場之經驗，胸有丘壑，膽子有了；其次，當前涌現大量股權投資基金或風險投資商，他們的股權投資角色能夠保證編輯團隊控股并確保采編經營的獨立，資金有了；其三，中國已設創業板市場，傳媒企業有上市前景，管理層收益預期有了；其四，中國媒體市場貌似飽和，但由于媒體產業新生性以及新媒體勢力，市場空間很大，這意味著市場也有；最后，經濟已進入轉型期，中央力推文化體育產業的發展，政策有了。

但傳媒人與資方的分手顯然不利雙方。首先，資方多年投入可能化為泡影，因為編輯團隊的更變意味著雜志可能無法保持原有水準及風格，從而令客戶流失，門戶另立也會吸引走一大批忠實讀者，畢竟傳媒業內容為王；傳媒人重新創業也面臨挑戰，先是資金可持續性，如果新創的媒體不能在期限內實現盈利，或會陷入資金缺乏之困境，從而側重經營，影響采編獨立性或干擾采編投入；其次，畢竟傳統市場已競爭較烈，目前中國步入結構調整，經過世事鍛煉的讀者對新聞敏感度也隨之降低，依靠內容吸引人而東山再起歷史機遇少了；其三，“國進民退”在媒體領域也為突出，中央與地方的一些國有媒體集團，正進入各個領域開始新的市場化嘗試，新媒體對傳統媒體構成嚴重挑戰。

傳媒人能夠實現發行人夢想應是中國傳媒業蓬勃發展的新標志，而越來越多民間資本或傳媒人涌入是行業繁榮基礎。顯而易見，這種以資方與傳媒人分道揚鑣可能是一種衰退。而解決方法如此簡單，即投資人應該給予管理者股權激勵，畢竟這些傳媒人不具有國有機構的政治地位與福利，作為創業者，如果沒有市場化的利益回報，出走是正常不過的選擇，而損失最大的仍是資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