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倉反思：制度設計應從人性出發

2009年11月21日 02:10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周斌

人參與條評論

周斌

近期基金業最為引人注目的話題，莫過于監管部門突襲深圳和上海的基金公司，最終引發基金“老鼠倉”曝光。

我們不妨先對老鼠倉做一個簡短的回顧：根據媒體報道，今年8月深圳證監局對轄區內基金公司進行大規模調查時，發現景順長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原基金經理涂強，長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原基金經理韓剛、劉海三人，涉嫌利用公司信息從事內幕交易，這三人涉嫌違規違法的行為被“抓了現行”。

深圳證監局當時采取了突然襲擊，在沒有提前通知的情況下，突然造訪深圳的各家基金公司。據基金公司內部人士透露，當時的調查很細，對基金公司的臺式機、筆記本電腦都進行了檢查，有部分基金經理的電腦硬盤被檢查人員帶走。

此后，媒體報道上海證監局也對基金公司開展了突然襲擊，甚至有說法稱基金經理抱著電腦就跑。當然，此事一直沒有下文，只有江湖間的傳言。

所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打擊老鼠倉是為了維護整個基金行業和資產管理行業的信譽，所以自然人人拍手稱快。

不過，在與業界人士聊天時，他們常常問我一個問題：為什么要禁止基金經理買賣股票的權利了？

這個問題，確實難倒我了。按照一般的思維理解，如果基金經理或者親屬依靠內幕信息炒股，那自然應當重拳打擊，但是如果他們只不過是投資一些大的標的，比如說有幾十家基金扎堆的招商銀行，是否也該被劃入“老鼠倉”之列？

而且，如果在一個牛市行情里，要求基金經理本人不能買賣任何股票的話，那是不是有點太過理想化？有幾個人經受得住誘惑？

根據我們對人性的理解，在利益誘惑面前，讓這些基金和券商資產管理從業人員，完全不炒股，專心為基民或者投資者賺錢。這個基本上很難，沒有其他原因，人性使然。

所以，禁止基金經理和基金公司高管炒股，最后的結果就是他們當中很多人，偷偷違背這個規定干。

當一個制度出臺后，結果就是讓涉及其中的多數人違反它時，其實應該檢討一下制度本身的合理性。

實際上，對于從業人員的投資權力和利益輸送之間的平衡，并非沒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說，一位基金經理或者直系親屬買入股票后，應當上報監管部門同時要求基金公司公開披露，并且承諾在一定時間如三個月或者半年時間內不得賣出。實際上，只要這些信息是公開的，投資者自然會進行判斷。而該基金經理只要能夠自證清白，不是利用內幕信息和所掌握的資金優勢來為自己牟取私利的話，他自己的投資權利就應該是被保護的，只不過因為他管理了公眾的資金，所以有必要通過公開披露的方式告知公眾他投資的標的。

大禹治水，堵不如疏，在尊重人性的前提下，制度的改進或許更能有效地防止老鼠倉的發生。否則，“老鼠倉”治理只會變成一場運動，打擊一陣，消停一陣，但是利益的誘惑如此之大，要求多數人都依靠堅定的意志和道德自律不越雷池一步，可能是美好的設想。

與其如此，不如在制度上改進，只要這些從業人員的投資行為是陽光之下的，一方面可以平息公眾的質疑，同時也最大程度地理解了人性，尊重從業人員的投資權利。我想，多數的從業人員應該會選擇公開披露自己投資的股票的方式。至于那些一定要越過底線的，自然應該嚴懲不貸。

而且，我們也要看到一個現實，基金業的“老鼠倉”如此引人矚目，那是因為基金業相對規范，而其他領域的老鼠倉可能更不容易為人察覺，比如通過一級市場持有法人股上市套現的“老鼠倉”，其隱密性更高，危害更大。而此前本報持續報道的創業板公司“大禹節水”以及濱化集團等案例，通過將國有資產以超低價格賤賣給上市公司高管，然后上市套現，這樣的“老鼠倉”同樣應該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對于券商來說，應該進一步加強研究部門、銷售交易部門、經紀業務部門之間隔離墻，從而保證其他部門不干預研究的客觀性。更為重要的是，根據評級管理辦法，評級報告中需注明所評價的基金與券商之間的關聯合作關系。”上述基金評級機構高管向記者表示。

評級時間過長？

在《暫行辦法》中，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四條中的兩點。

其一，對基金(貨幣市場基金除外)、基金管理人評級的評級期間不得少于36個月；

其二，對基金、基金管理人單一指標排名(包括具有點擊排序功能的網站或咨詢系統數據列示)的排名期間不得少于3個月。

對此，基金評價機構都積極響應，并按照《暫行辦法》提出的規范來調整基金評價報告和報表。

“從中可以解讀出，證監會規范基金評價業務的重點在于長期性、專業性。”楊文斌表示，作為專業的基金評價機構，他們希望看到這樣的行業規范出臺，給基金管理者提供更好的投資環境。

胡立峰表示，他們將不推出每日、每周的排名，只列示凈值增長率等基金業績的信息，但不做有傾向性的排名或者排序，基金的排序按照中性標準排列，按照銀河證券的業務規則，統一按照成立時間先后進行排序，星級評級從每周評星調整為每季度評星。

但是，在我國市場中，以3年作為一個時間單位對基金產品、基金管理人來進行評價，這樣的評級期間是不是顯得過長了？

“我們更應該關注基金產品長期的投資回報，而不是某個階段的，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還是存在一些不合理之處”，一位行業資深人士表示，目前基金經理平均任職期為1.5年左右，當把統計業績的期間擴大到3年，也就意味著，其中一部分業績并不屬于該基金經理。

除此之外，根據好買基金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止11月19日，市場上共有600只基金產品，它們的平均成立時間為3.12年，其中，成立時間少于3年的基金產品有318個，占比為53%。

而將排名期間拉長至3年，對于基金公司而言，的確是一個好消息。

除了市場部之外，這樣似乎也減輕了基金經理的壓力。

“因為有些基金公司采取部分基金重倉、部分基金輕倉的策略，這樣不管市場好壞，自家總有一兩個基金能排名前列，于是就便于宣傳”，某基金人士表示，這種方法純粹是應對短期排名的產物。但如果長期而言，這樣的做法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經過了經濟起伏的小周期，倉位的極端傾向都會被市場消化，短期業績不再會特別突出。

據悉，細則將會對評價機構的注冊資本、評價人員的數量和從業資歷、基金分類體系、基金評價系統等一些硬性條件，做出相應的規定。

業內人士猜測，對基金評級機構的要求可能為注冊資本金的起點在100萬元至1000萬元之間；評價人員的數量不少于5人；他們的從業資歷須在3年以上等。“監管部門會在具體數字上作出調整，設置一定的門檻”，楊文斌表示，對基金評價機構和人員提出硬性的要求，只為了追求更專業的基金評價結果。

另外，胡立峰也認為，《暫行辦法》在基金分類、數據采集、數據庫建設和分析系統建設等方面均提出了較高要求，有利于提高基金評價的業務標準與技術標準，從而提高基金評價的整體專業水平。

打印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