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倉的反思：制度設計應從人性出發

2009年11月23日 09:30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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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斌

近期基金業最為引人注目的話題，莫過于監管部門突襲深圳和上海的基金公司，最終引發基金“老鼠倉”曝光。

我們不妨先對老鼠倉做一個簡短的回顧：根據媒體報道，今年8月深圳證監局對轄區內基金公司進行大規模調查時，發現景順長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原基金經理涂強，長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原基金經理韓剛、劉海三人，涉嫌利用公司信息從事內幕交易，這三人涉嫌違規違法的行為被“抓了現行”。

深圳證監局當時采取了突然襲擊，在沒有提前通知的情況下，突然造訪深圳的各家基金公司。據基金公司內部人士透露，當時的調查很細，對基金公司的臺式機、筆記本電腦都進行了檢查，有部分基金經理的電腦硬盤被檢查人員帶走。

此后，媒體報道上海證監局也對基金公司開展了突然襲擊，甚至有說法稱基金經理抱著電腦就跑。當然，此事一直沒有下文，只有江湖間的傳言。

所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打擊老鼠倉是為了維護整個基金行業和資產管理行業的信譽，所以自然人人拍手稱快。

不過，在與業界人士聊天時，他們常常問我一個問題：為什么要禁止基金經理買賣股票的權利了？

這個問題，確實難倒我了。按照一般的思維理解，如果基金經理或者親屬依靠內幕信息炒股，那自然應當重拳打擊，但是如果他們只不過是投資一些大的標的，比如說有幾十家基金扎堆的招商銀行，是否也該被劃入“老鼠倉”之列？

而且，如果在一個牛市行情里，要求基金經理本人不能買賣任何股票的話，那是不是有點太過理想化？有幾個人經受得住誘惑？

根據我們對人性的理解，在利益誘惑面前，讓這些基金和券商資產管理從業人員，完全不炒股，專心為基民或者投資者賺錢。這個基本上很難，沒有其他原因，人性使然。

所以，禁止基金經理和基金公司高管炒股，最后的結果就是他們當中很多人，偷偷違背這個規定干。

當一個制度出臺后，結果就是讓涉及其中的多數人違反它時，其實應該檢討一下制度本身的合理性。

實際上，對于從業人員的投資權力和利益輸送之間的平衡，并非沒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說，一位基金經理或者直系親屬買入股票后，應當上報監管部門同時要求基金公司公開披露，并且承諾在一定時間如三個月或者半年時間內不得賣出。實際上，只要這些信息是公開的，投資者自然會進行判斷。而該基金經理只要能夠自證清白，不是利用內幕信息和所掌握的資金優勢來為自己牟取私利的話，他自己的投資權利就應該是被保護的，只不過因為他管理了公眾的資金，所以有必要通過公開披露的方式告知公眾他投資的標的。

大禹治水，堵不如疏，在尊重人性的前提下，制度的改進或許更能有效地防止老鼠倉的發生。否則，“老鼠倉”治理只會變成一場運動，打擊一陣，消停一陣，但是利益的誘惑如此之大，要求多數人都依靠堅定的意志和道德自律不越雷池一步，可能是美好的設想。

與其如此，不如在制度上改進，只要這些從業人員的投資行為是陽光之下的，一方面可以平息公眾的質疑，同時也最大程度地理解了人性，尊重從業人員的投資權利。我想，多數的從業人員應該會選擇公開披露自己投資的股票的方式。至于那些一定要越過底線的，自然應該嚴懲不貸。

而且，我們也要看到一個現實，基金業的“老鼠倉”如此引人矚目，那是因為基金業相對規范，而其他領域的老鼠倉可能更不容易為人察覺，比如通過一級市場持有法人股上市套現的“老鼠倉”，其隱密性更高，危害更大。而此前本報持續報道的創業板公司“大禹節水”以及濱化集團等案例，通過將國有資產以超低價格賤賣給上市公司高管，然后上市套現，這樣的“老鼠倉”同樣應該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