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政府間談判最初是由科學界推動的

2009年12月01日 01:08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陸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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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陸振華

這是一個最先由科學家推動而后引起大眾和政界廣泛興趣的話題，是各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重構世界利益陣營的角力場，是一場二戰后將全世界都拉進來的國際大談判。

如果某個國家不想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沒有國家會批評你。但是若不愿加入這場談判，那么就會像如今的美國一樣遭受“道德審判”。

這就是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從1995年第一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COP1)到如今，190多個國家坐在一起整整談了15年。

談判的終極目標是通過發達國家的絕對減排和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行動，大幅削減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以減緩和適應氣候變暖，有效阻止或應對地球溫室效應加劇所帶來的氣候災難。

哥本哈根會議(COP15)被寄予厚望，但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在大幅度的中期絕對減排指標上的停滯不前，讓世界無法排除對COP15談判流產的擔心。

在談判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陣營分野是如此清晰。11月27日，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礎四國”氣候變化部長級協調會在北京召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會見了外方代表和77國集團代表。

溫家寶指出，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有著共同利益，中方高度重視“基礎四國”磋商機制的作用，愿加強與77國集團的協調配合，推動哥本哈根會議朝著正確方向前進，取得公正、合理、可實現的成果。

科學界與政界的聯合

氣候變化政府間談判最初是由科學界推動的。而氣候、環境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關系到人類的生存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在上世紀50年代，“霧都”倫敦就嘗到了工業化的惡果。

1952年12月4日開始倫敦大霧。工廠和住戶排出包括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氣體與污染物在低空蓄積，五天不散。市中心的煙霧量幾乎增加了10倍，空氣變得更臟和更有毒。大霧最終奪去了12000人的生命。

此次事件的發生，直接推動了英國環境保護立法的進程。此后倫敦花了50多年的時間，摘掉了“霧都”的帽子。

科學家們坐不住了。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重要性的提出，最早是在1979年的全球首次世界氣候大會。在這場主要由科學家參加的大會上，氣候變化首次作為一個引起國際關注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1989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的成立，為科學界評估氣候變化提供了官方平臺。至今，IPCC共發布了四次全球氣候變化評估報告。其中，1995年的報告強調了采取強有力政治行動的必要性，2001年報告為氣候變化提供了更多的證據。

到了2007年，第四次評估報告認為，氣候變暖的事實是不容置疑的。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使得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明顯增加，未來100年全球地表溫度可能升高1.6到6.4度，由此造成的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洪澇干旱等將直接威脅人類生存、增加發病率和死亡率。

也有非主流科學家對全球變暖提出質疑。對于不久前發生的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氣候研究中心氣候研究數據造假風波，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陳迎認為這可能是“炒作”。

陳迎對本報表示：“個別人的‘不當行為’，不可能否定IPCC經嚴密組織和論證得出的研究結果，不可能否定氣候變暖事實的存在。”

西方利益集團的分化

早在1990年IPCC第一次評估報告后，政治家們就行動了起來。這就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并于1994年正式生效。

從1994年開始，UNFCCC每年召開締約方大會(COP)。1996年日內瓦締約方會議正式進入議定書談判階段。

1997年COP3通過《京都議定書》(下稱《議定書》)無疑是又一個里程碑。規定了2012年前主要發達國家減排溫室氣體的種類、減排事件表和額度等，設計出三大創舉性制度：排放交易制度(ET)、聯合履約機制(JI)和清潔發展機制(CDM)。

隨著《議定書》、尤其是對減排指標的談判，利益集團也清晰的呈現出來。

在發達國家陣營中，歐盟作為氣候談判的發起者一直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歐盟從議定書第一承諾期時的15個成員國擴大到27個成員國。目前，歐盟承諾的中期減排目標是30%。

社科院陳迎說，以美國為首組成的“傘形國家”集團曾經力量非常強盛，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俄羅斯等國。但隨著日本、加拿大和俄羅斯先后批準《議定書》，傘形國家集團形式上瓦解，力量大大削弱。日本今年宣布其25%的減排目標受到國際社會的贊許。

美國在2001年COP6第二次會議中，布什政府拒絕批準《議定書》，曾引起了世界各國對《議定書》是否生效的擔憂。臨近哥本哈根會議，美國奧巴馬政府在11月25日正式提出相對于2005年基礎的17%減排目標。

此指標雖然給談判提供了一個基礎，但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11月26日國新辦發布會后對本報表示此指標“毫無新意”。

通往哥本哈根之路

2005年，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的COP11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開啟了《議定書》第二承諾期談判等諸多重要議題，并確立了“雙軌制”：在《議定書》下特設工作組，談判發達國家第二承諾期的減排義務；在《公約》下將美國、澳大利亞等非《議定書》締約方納入長期合作行動的談判。

2007年COP13達成的《巴厘島路線圖》，則“授權”(mandate)特設工作組在2009年完成針對發達國家第二承諾期減排指標的談判，這也是為何哥本哈根會議如此關鍵之所在。

巴厘島會議還要求，發展中國家要采取“可測量、可報告、可核實”(MRV)的國內減緩行動，同時獲得相關資金和技術支持。

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呂學都對本報說，發展中國家在COP13談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巴厘島會議期間，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行動要以發達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掛鉤。“這一點談下來很不容易”。

2008年的COP14波茲南會議則乏善可陳。會議為談判所加的“油”并不多，動力不足，會場上失望情緒彌漫。

當時參加會議的WWF(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楊富強說，發達國家不對自身溫室氣體減排情況做出回顧和評價，不對后京都時代的減排目標做出承諾，而是花費很多時間討論發展中國家的減排潛力，“兩大陣營分歧愈加巨大”。

會議取得的進展很少，包括適應基金董事會的確認。會議決定啟動約為8000萬美元(可能在2012年前達到3億美元)的適應基金，但與發展中國家500億美元的需求相比，無異杯水車薪。

兩大陣營的分歧在2009年UNFCCC數輪談判中更加明顯和升級，直接導致11月初巴塞羅那會議中，55個非洲國家集體離席抗議發達國家拖延談判的不作為。

就在15年紛紛擾擾的談判進程之后，哥本哈根會議的倒計時即將結束，而地球仍在變暖。

2009年12月7日，COP15將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拉開帷幕。

有人說這是“拯救人類的最后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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