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籌城鄉擴內需十二五規劃編制初定基調

2009年12月08日 15:26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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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x">CBN記者紀虹宇發自北京

受經濟風暴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日益明顯。這一現象加大了全球各國政府對于本國經濟走勢把握的難度，同時也影響了中國政府對于十二五規劃編制工作安排。

“十二五”是中國遭遇經濟危機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也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如何更切合國情的制定出“十二五”規劃成為各級政府關注的焦點，當前全國各地正在組織十二五規劃編制的前期重大科技研究，并先于中央政府啟動了十二五規劃編制工作。

昨日，來自全國44個省市的發改委領導在在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舉辦的中國城市“十二五”編制專家會上，就“十二五”如何帶動經濟發展、縮小城鄉區域差距展開深入探討。

重點在于“調結構”

在經濟危機爆發后，中國采取了“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政策，但其政策本身是由政府為主導，這在實際上政府的行為弱化了市場行為。這種弱化，造成了全國經濟走勢整體上揚，但企業效益持續走低的局面。

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共中央黨校國情國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連玉明在接受CBN記者采訪時表示，以08年為標志，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不確定時代。“十二五”就像是一條導火線，將中國的經濟結構與社會之間的矛盾銳化并凸顯表現出來。

目前中國在資本分布上呈現出“財富過分集中”的態勢。

數據顯示，在社會財富總量中，有60%——70%的社會財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20%的社會財富掌握在少數資本家富人手中。平民大眾僅掌握了不到20%的財富。

而這種財富的過分集中矛盾，恰恰折射出中國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不匹配性。

參加過“十五”計劃制定的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元副院長劉福坦告訴CBN記者，“十二五”實際上是在補“十五”的課。其重中之重仍然需要調結構。十五計劃的重點是中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但中國并沒有將經濟結構調整過來，而是使經濟結構的戰略調整變成了經濟戰略性增長。現在如何將這一問題調整過來，其根本在于擴大內需。

“只有將經濟結構調整平衡，資本分配平衡，才能避免貧富差距趨勢進一步擴大、社會深層次矛盾爆發。畢竟，這次經濟危機，政府通過投資拉動、稅費增加等措施把矛盾轉嫁給企業。中國看不見的手和閑不住的手仍然在博弈之中。”連玉明說。

統籌城鄉擴內需

統計局數字顯示，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45.6%。按照每年1%的增長速度，到4十二五”末期，保守估計，中國城市化率會超過50%，也就是說到“十二五”末期，中國的城市人口將超過農村人口。

而在整個城市化的進程中，流動人口將成為推動中國城市化的主要動力。而在流動人口中農民工則成為其主要動力。因此，“十二五”期間城市化是主題，流動人口是重點，農民工是難題，做好城鄉統籌是“十二五”規劃的又一戰略。

劉福坦告訴CBN，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國2.5億的農民工承擔了產業工人職能，給中國創造GDP超過了50%。但目前中國依然存在著1.4億的農民工潮，這表明中國對市場經濟的原始積累階段還沒有結束，離成熟的經濟體還有漫長的歷史。

如何縮小城鄉、區域、貧富差距？劉福坦認為，其根本在于解決農民潮問題。

“我們要徹底改變農民的社會身份，讓其成為城市中的固定人口。大力發展工業化，延長工業產業鏈，以此增加就業崗位、帶動國內消費。以此擺脫我國過分依賴勞資、商品的出口的局面。

有資料顯示，如果中國每年轉變1%的農民的社會身份，將會有2800萬農民進城定居，1800萬人相對穩定就業，從而帶動國內消費，拉動內需增長。

“如果以50平米大小的房屋面積計算，每轉變1%的農民社會身份，每年需要租售住房700萬套。如此一來，即使中國年出口率為零，也可以保證每年GDP10%的增長態勢。”劉福坦說。

中國社會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原主任牛鳳瑞認為，加速統籌城鄉發展的確可以帶動國內經濟的最大化發展。但目前仍存在一些困難。

他認為，在十二五規劃中，政府應當在破除城鄉二元體制的同時，給予農民進城的自主選擇權，同時給已經進城且已經有相對穩定工作崗位的農民工平等的市民待遇，并逐步推進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