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體制問題造成中國經濟轉型成就不大

2009年12月24日 15:30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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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在于北京舉辦的“第四屆中國全面小康論壇”上，鳳凰網財經就中國經濟轉型問題采訪了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以下為文字實錄：

吳敬璉：所有這些事情都是要從根上去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它是根據十七大提出來的，十七大其實還是根據更早的提出來的。中國經濟粗放的方式，以前叫增長方式，現在叫發展方式，在我看說的是一件事。這個事情什么時候提出來的呢？是六十年代后期蘇聯提出來的，說它要追趕美國，1959年蘇共中央做了個決定，15年超過美國。干了5年以后，在六十年代后期，蘇聯人總結了它三個五年計劃趕超美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后怎么樣，它就發現一個問題，速度是超過美國的。但是效益、生活水平都是跟美國的差距拉大了。后來就研究什么問題，就叫增長方式有問題。增長方式什么問題？就是說西方國家的增長主要靠效率提高，蘇聯的增長主要靠資源投入，所以這樣永遠是趕不上的。于是他們又提出一個口號，要轉變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轉到集約增長，這大概是1966年。每一個五年計劃都有這個要求，但是到它垮臺，1991年垮臺，沒有轉過來。

我們什么時候提出來的？第九個五年計劃，1995年的中共中央全會，作了一個第九個五年計劃建議，建議里面說要實現兩個轉型，一個就是要從粗放的增長方式，轉到集約的增長方式。第二個，以什么為基礎呢？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這叫兩個根本轉型。所以第九個五年計劃就作了這個規定。

但是沒有具體的內容怎么轉？過了十年以后，到了2005年，再來檢查這十年發現沒有轉，效率沒有提高，還是靠的資源投入，主要是投資。所以，2005年的中央全會有一個十一五規劃建議。建議里面就說，一定要在十一五里實現這個轉型。十七次代表大會肯定了十一五規劃，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里面而且有具體的規定，怎么轉？十七大改了一個名字，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討論這個問題，還要回到原來的地方，就看這個提法對還是不對，你可以不同意，大概是要從這里開始，不要改定義，改了定義以后就沒法討論了。你可以說如果你覺得十一五規劃這個屬于規定不對，應該是要改善(亞馬車音對)，這是最重要的。你可以這樣，但是你還是要就那個談。如果就我來說，我認為十一五規劃它所規定的主要任務，它轉型的途徑基本上是正確的。那么我們需要研究為什么十一五這個轉還是轉的成效不大，全國來說，有些地方是做的不錯的，包括我們今天發獎的有些地區，做的是不錯的。

但是全國來說，你看很多指標，這兩天很多討論會人家都拿出指標來了，這個轉型大概有四個最主要的途徑，第一，就是實現農村的富余勞動力轉到城市的非農產業，就是把農民變成市民。就是從低效部門就業轉到比較高效的部門就業，它效率不就提高了嗎？第二，就是要提高制造業的知識含量、技術含量、附加值，盈利線。我們制造業都在低端上，都在裝備，這個附加值很低，技術含量很低。這個你要一個比較形象的說法，就是像施正榮講的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就是能夠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知識含量。那么也就提高了利潤、提高了收入。第三項就是發展服務業，特別是伸展性服務業。第四項就是用信息化改造整個國民經濟。這是十一五大概提了這么四個途徑。

你一個一個去總結，如果你認為十一五規劃是對的，那么就要總結為什么這四個途徑執行的不夠好？順著這么個路子才能討論下去。如果說大家都是不同的定義，大家在那打一個人們說三岔口了，不知道多少個岔口，這就沒法討論了。

還有一條為什么執行的不好？你去觀察各個地方的情況。轉得好的、轉得不好的，關鍵在哪里呢？關鍵還是在體制上。體制有兩個方面，在討論十一五的時候就總結出來了，一個方面就是轉型有很多叫做體制性障礙，十一五討論的時候討論過這個問題。什么障礙呢？有四大障礙，第一就是政府太多的把經濟發展的責任擔在自己的身上。政府的責任它是提供公共產品，提供公共服務，不能是政府的領導人變成了，一個市、一個省變成了公司，他就變成董事長、總經理了，這樣他就會用行政力量去發展經濟，這個效率會很低。用行政方法去發展經濟，它一定是搞那種粗放的，那是世界各國都這樣的。

第二條就是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利太大，特別是土地資源。第三個就是我們的財政財稅系統，財稅系統它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叫事權，其實在財政學上不叫事權，叫支出責任，支出責任過度下移。政府兩個最主要的支出責任一個是教育，一個是社保。這兩個支出責任，現在我們基本上在線以下，線和線以下，這是一個問題，這是從支出來說。從收入來說，包括省一級它這個收入太多的依靠增值稅，增值稅這個稅是跟增長率，物質生產的增長率直接聯系的，所以這兩方面一來，就使得我們各級政府都要拼命的搞大這個經濟，不然它日子過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