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擴大格局未變百姓心態變化明顯

2010年01月14日 17:37
來源：新華網作者：劉書云王振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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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收入差距擴大的基本格局未變，但內部結構和百姓心態變化明顯。

鑒于分配問題的重要性，本刊記者自上世紀90年代末起，曾三次參與新華社收入分配專題調研。記者在深入十多個省份的調研采訪中發現，近十年間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日漸擴大的基本格局未變，而內部結構及不

同群體的心態變化卻日益顯著，值得各方認真關注。

記者在深入工礦企業、田間地頭及政府部門、研究機構的采訪中發現，從2000年到2007年，我國收入分配格局未見大的改變：收入分配的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行業差距繼續呈擴大之勢，并出現明顯的群體性特征。

2001年本刊記者采訪這一問題時，學界不同的研究人員就我國的基尼系數是否超過0.4的國際通用警戒線，尚存爭論。當時國家統計局和世界銀行判斷我國的基尼系數為0.39，從趨勢分析接近警戒線，有學者則認為當時我國實際基尼系數已超過0.4的

盡管如此，大家仍能共識于不能簡單地以基尼系數衡量中國貧富問題，其只表明中國收入分配的差異程度，還不足以影響到社會穩定。

2007年底本刊記者就此再次采訪時發現，各方對遠超過國際警戒線的0.46的基尼系數已沒有異議，且普遍認為擴大的收入差距已對社會和諧構成影響。有學者指出，如果不對收入分配政策進行大的調整，各類收入差距未來仍可能繼續擴大，既不利于社會穩定，也不利于經濟發展。

記者進一步觀察發現，十年來，我國收入分配格局雖未出現大的調整，但內部的分配結構日益失衡，人們的關注焦點也在隨之變化。

上世紀90年代末，趨冷的經濟運行致使國企改革步伐加快，大量的下崗人員和日益加大的就業壓力，使得當時的行業收入差距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當時人們更愿意比較下崗職工和企業廠長經理的收入差距及腐敗問題，而不像現在將不滿更多地指向石油、電力等行政性壟斷性行業。

2004年前后，伴隨著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大家的關注點開始出現動向性變化：雖然對行業收入差距大家仍然議論較大，但高低收入階層分化問題開始出現，無論是在地區，還是在城鄉、不同群體間收入分化均日益明顯。城市里開始討論富人、窮人是否分區居住問題，社會各界把焦點更多地投放在對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合法”的探求中，人們從“患不均”轉移到“患不公”。比如，將腐敗收入痛斥為擴大貧富差距的“第三次分配”，不滿于公務員工資不透明、公共財政體制不改革，以及專項轉移支付過多過濫等。

與此同時，投資理財及財產性收入開始出現，并初步顯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問題，困難群體更加“弱勢”化，并出現貧困的代際傳遞問題。

在這一背景下，要求反腐敗進一步深入、公務員工資透明化的呼聲越來越高，并對國企經營者薪酬、公共財政體制，及地方行政成本的改革呼聲日益高漲。

2007年底記者進行第三次收入分配調研時，恰值十七大剛剛結束。在這次重要的黨代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對收入分配問題進行了精辟論述，明確提出“要增加城鄉居民收入”，要的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要的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并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這一重要論述。

記者調研時發現，在這一背景下，盡管我國收入分配格局仍未發生根本性改變，但社會各方卻似乎更趨理性。仔細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在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下，中央出臺了一系列統籌城鄉和為困難群體“兜底”的惠民政策；二是日漸加大的反腐敗力度部分平衡了社會各界的心理焦慮；三是日益健康豐富的投資理財渠道，也使一些普通群眾通過理財合法地增加了收入。

與此同時，社會對政府調節收入的有效性日益關注。物業稅、資本利得稅、遺產稅，以及個人收入起征點、高收入人群稅收征管等，都成為社會持續關注的熱點。

政府在國民收入中的汲取能力也開始進入了公眾的視野。職工工資占GDP比重的總體下行，使“藏富于民”還是“加大轉移支付”；中國宏觀稅負是高是低等討論屢見媒體報章。采訪中有學者指出，國民收入分配日益向政府傾斜，將在加重百姓稅收負擔的同時，降低市場配置“效率”，背離稅收“中性”原則；有學者認為，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直接制約了我國消費能力的提高。由于高收入者消費傾向小于低收入者，當收入差距超過一定限度時，就會使總消費水平下降，公平的缺失最終損害效率。

本刊記者觀察認為，當前社會各方對收入差距拉大表現出的理性，一方面與中央加大社會統籌和保障性建設投入有關，另一方面也不無無奈，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日漸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沒有切實有效的措施加以改變，很可能出現格局固化的情況，進而影響社會和諧和穩定，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盡快遏制這一勢頭，讓全社會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成為中央及各級政府工作中的當務之急。(《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劉書云王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