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勝阻：后危機時代如何國民共進雙贏

2010年01月16日 12:37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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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6日，由《經濟觀察報》報社主辦的“2009年度觀察家年會”在北京舉辦，本次會議主題為“中國再出發”。鳳凰網財經進行全程直播。下面是民建中央副主席、著名經濟學家辜勝阻演講。

辜勝阻：各位來賓大家上午好，我演講的題目是“后危機時代如何實現國民共進雙贏”，我們看到在2009年世界各國抗擊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增長“保八”成功。前三季度的GDP增長中，發達國家很多是負增長，金磚四國中只有印度和中國是正增長，印度GDP同比增速為5.6%，巴西是-1.7%，俄羅斯是-9.9%。與2009年相比，世界經濟將有所好轉。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2010年很多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都將由負轉正，世界經濟平均增速將由2009年的-1.1%轉為3.1%轉有人形象地指出，金融危機實際上好比是美國打噴嚏，歐洲生了一場病，中國洗了一個冷水澡，來得很洶，走得很快。2009年這個時候大家認為未來將進入冬天，經濟形勢嚴峻，2009年將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最困難的一年，但現在看來這個冬天已經過去。應當承認，我國經濟“保增長”成效顯著，但在這樣好的成績背后，我國在經濟復蘇過程中卻呈現出“五強五弱”的不均衡的情況，“調結構”任務依然艱巨。一是內需強勁外需疲軟。從投資、出口和消費這三駕馬車來看，2009年前三季度外需對GDP增長的貢獻是-46.7%，消費對GDP拉動是50%左右，投資的貢獻超過了90%，也就是說消費的貢獻正好和出口的貢獻相抵消，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拉動。所以第二個方面的失衡就是投資效應很強，消費拉動比較弱。三是公共投資很強，民間投資很弱。四經濟硬件設施強，社會軟件設施弱，生產性投資較多，而消費性投資、民生社會保障等發展不足。五是國有大企業強，民營小企業弱。目前民間投資相對不足。以廣州為例，今年前三季度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達到了60.3%，但是民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僅為0.6%，有人認為，現在我國出現了房市、股市和車市構成的新的三駕馬車。前三季度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5.1%轉而商品房銷售額同比增長73.4%，汽車銷售額同比增長24.5%。

經濟復蘇過程中，由于國企在4萬億海量經濟刺激計劃、天量信貸、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中的機會優勢，加上各種政府投融資平臺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國企處于相對強勢地位，因此2009年是“國進民退”爭論最大的一年。從歷史上來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二者的關系呈現階段性差異。第一階段：1978-1989年，“民進”禁區被打破，私營經濟得到認可并迅速發展。第二階段：1989-1991年，清理整頓的階段，一定程度上出現“民退”的現象。1992年到2004“民進”重新抬頭，而且民營企業得到了大發展。2004年宏觀調控又似乎有“民退”爭2009年出現了“國進民退”大爭論。有沒有出現國長民消？我個人認為是有的，但這只是一種短暫的現象，是走出危機的必須應急之策。在危機面前，必須靠政府這只有形之手，力挽狂瀾保增長。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政府公共投資調整經濟運行的外部時滯短、見效快、指向性強、乘數效應大，是短時期內拉動經濟增長的有效途徑，對于穩定經濟形勢、提振市場信心具有重要作用。打個比方，像一個人走路一樣，一條腿先邁，后一條腿跟上，不可能是兩條腿同時并進，危機下首先需要用政府投資來拉動民間投資，所以“國進民和“民進”本來是市場經濟中調節經濟發展周期波動很正常的現象，也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因此2危機時期，我們應該承認“國進民的作用，但是在后危機時期，經濟再出發，很重要的是要實現“國民共進”

2009年我去了十多個省市自治區，先后對兩百多個企業進行了調研，我發現民營企業在危機背景下有幾大困難：市場萎縮、稅費趨重、融資艱難、競爭不公、創新不足、責任加重。但國有企業經營形勢相對較好。2009年國家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中，相當大比例的基建項目和工業投資項目都由政府及國有企業承擔。有人估計，民營中小企業只享受到其中5%左右的份額。所以中小企業在去年危機中，受傷最重，受益最小。如金融領域，2009年上半年7.37萬億元的貸款中，小企業貸款僅占貸款總額的8.5%左同時，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也是偏向國企，因為國有大企業往往占據產業鏈的上游，在基礎行業和關鍵領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得到政府政策的重視。另外國有企業還有政策兜底。根據中國企業家信息系統調查表明，我國企業中有22%的企業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而受調查企業90%以上是中小企業。

經濟復蘇中，房地產市場成為領頭羊。這個領域出現了非常典型的“國進民退”現象。據統計，100多家大國企中，有70%房地產涉足面，2009年地價排在前10位的地塊中，國有企業占8席。同時，2009年全國土出讓金額達15000億元，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稅收及城市擴張帶來的間接稅收占地方預算內收入的40%。房地產業外，其他一些領域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國進民退”現在家電領域，浙江一些民營中小企業在家電下鄉前占據了農村電冰箱市場50%以上份額，下鄉一年后僅占20%。在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中，汽車產業重點支持的“三大三小”均為國企，船舶產業重點發展的兩個龍頭企業也為央企。在并購領域，從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12月底，地方與央企間的交易金額大概有7萬億之多，招商政策非常優惠。央企和地方政府聯手起來了，實力更加強大。

當前，民營企業發展存在三大頑癥：門檻高、負擔重、融資難。這在2009年表現的特別突出。一是門檻高。我國2005年出臺了一個非常好的文件——“非公經濟36條”，保障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經濟上的平等競爭。但“非公經濟36條”出臺5年后，民企進入壟斷行業的“玻璃門”和非彈簧門”現象仍然十分嚴重?！安ＡчT”是看得見，進不去；“彈簧門”是可以進去，但是最終會被彈出來。有人說，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存在“上面放，下面望，中間制造頂門杠”的問題。目前，全社會80多個行業中允許國有資本進入的有72種，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的只有41種。準入門檻造成了市場競爭的兩極分化。一端是一些國有壟斷企業，利潤大好。另一端是一些行業中大量民營企業過度競爭和無序競爭，利潤微薄。這種狀況使得企業家創業激情下降。2009年我調查的200多個民營企業當中，企業家創業的激情普遍下降。有很多私營企業主愿意過有錢有閑的生活，甚至把廠房出租或者是賣掉。同時，我國居民創業申請中存在注冊資本要求高、審批程序環節多、要求嚴、費用高等問題，形成了很高的創業門檻。有調查顯示，當前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困難中，“審批企業或立項難”占59.6%，居人為因素困難之首。二是負擔重。首先是稅收負擔很重。數據顯示，2009年1-8月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中小企業利潤和稅收同比增長分別為1.6%，10.4%，利潤增速不及稅收增速。其次是稅外負擔沉重。2009年1-11個月，我國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同比增長分別為7.1%、27%，可能會加重民企的非稅收費負擔。而危機背景下政府的減稅減費政策有些并未落實，“2009年長三角中小企業問卷調查”發現，“感覺自身稅收沒有變化”的企業比重達82.37%。有些企業講，金融危機中本來需要政府“雪中送炭”，但他們卻感覺稅收越來越重。三是融資難。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世界性問題，所有國家的商業銀行，都會重大輕小，嫌貧愛富。但在我國民營中小企業不僅受到規模的歧視，還要受到所有制的歧視。國有銀行給民營企業貸款風險很大、缺乏激勵。銀行不僅重大輕小，而且重公輕私，貸大不貸小，貸公不貸私。

后危機時代，要促進民營企業發展，我們要采取以下對策：

一要降低準入門檻和創業門檻。要認真落實國務院“非公經濟36條”、“國29條”，切實保障“兩個平等”；進一步打破壟斷，化解“玻璃門”和創彈簧門”，拓寬民間投資領域；要改革審批制度，簡化注冊程序，優化創業服務，降低創業門檻。

二要通過“多予少取”的扶持政策來減輕民營企業負擔。要進一步推行結構性減稅，將中小企業稅收優惠政策落實到位；要進一步清理行政審批費用和治理濫收費。農業是弱勢產業，所以它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城市經濟中，中小企業也是弱勢群體，應該像農業一樣受到財政和金融的大力支持。

三要大力發展政策性金融，構建多層次金融體系，放開民間資本的金融市場準入，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問題是阻礙民營企業發展的根本問題，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首先要解決民營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首先要加大金融創新，構建多層次融資體系。要構建我國股票市場的金字塔體系，除了創業板、中小板，還要大力發展三板市場、場外交易。尤其要推動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的發展。在間接融資體系方面，當前要完善各層次金融機構的中小企業服務職能，加強大中型銀行、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的分工協作和金融創新，保證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要創新擔保機制，完善多層次的信用擔保體系。例如阿里巴巴網絡聯保模式，有效分擔了中小企業融資風險，成效顯著。截至2009年6月，阿里巴巴幫助2000家中小企業從銀行獲得了逾30億元的貸款，不良貸款率僅1.08%，遠低于銀監會公布的1.77%的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其次，要大力發展政策性金融，完善金融公共服務。當前要要通過建立中小企業政策性銀行、政策性擔保基金、專項基金和完善政策性服務等途徑，提供融資的扶持。

國企和民企的關系實際上是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關系，我認為二者應該是互利共生的關系。未來國有企業和民營中小企業要分工協作，機遇共享，實現互利共贏。國企要按照“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逐步退出一般性競爭領域，避免與民爭利。要逐步消除行政壟斷，運用市場規律和市場機制，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要在產權上促進資本融合，使國企和民企相互參股。要在政府投資上形成機遇共享，通過BOT、BT等多種形式，實現民間投資與國有投資大項目共同參與。

我的結論是，后危機時期要重點保障國企和民企，政府與市場協調共進，實現可持續發展。在危機時期，靠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是不夠的，必須靠政府、銀行強有力的干預，保證經濟可持續增長。但后危機時代，很重要的是要讓民間資本及時跟進。第二，國民協調共進要解決中小企業門檻高、融資難、負擔重三大難題。政府要采取網開一面的扶持政策，少取多予。第三，國企和民企的問題實質上是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問題，國民共進最重要的是構建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共生共榮互利共贏的企業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