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口述：我為什么倡導市場經濟(3)

2010年01月20日 16:38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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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吳敬璉以及改革派人士此時的危險和被動，并不僅僅來自國內的思潮壓力，同時還受到國際局勢動蕩的挑戰。就是在這段時期，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發生了令人吃驚的“劇變”

在東歐各國相繼“變色”的同時，蘇聯也開始迅速瓦解。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宣布辭去蘇聯總統職務，鐮刀錘子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降下，蘇聯最高蘇維埃舉行最后一次會議，正式宣布蘇聯停止存在。

“蘇東劇變”給同樣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帶來了巨大的震驚。在駭然之余，思想界形成了幾種截然不同的結論，一些人認為，正是因為蘇聯和東歐各國放棄了計劃經濟體制和階級斗爭學說才導致了今日的政權喪失。這一思潮當然對吳敬璉等市場派人士造成了空前的政治壓力。

1990年的夏天，吳敬璉偕周南去英國牛津大學作訪問研究，后回國，途經剛剛合并的聯邦德國、捷克斯洛伐克、蘇聯。從莫斯科坐火車回北京的路上，他的心情越走越悲觀，國內及國際局勢的變幻讓他更為深入地思考中國的出路。

吳敬璉認為，造成蘇東劇變的最深層的原因，乃是由于經濟體制的缺陷和建立在這種體制基礎上的經濟政策的失誤，是社會主義經濟沒有搞好。蘇聯和東歐國家經濟的基本問題，是它們采取集中計劃體制，企圖根據預定計劃，用行政命令在成千萬中產品的成萬生產者間配置社會資源。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雖然有些國家企圖對這種僵化的體制進行改革，建立有生機與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但由于目標不明或方法不對，也沒有能取得成功。這樣，經濟情況愈來愈糟，使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失去了信心。他最終的結論是：中國只有搞好改革開放，在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競賽中取得勝利，才能確保社會主義國家的長治久安。

就在吳敬璉歸國后不久的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一次經濟問題座談會，十多位經濟學家應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橋、劉國光、蘇星、吳樹青、袁木、許毅、吳敬璉等，總理李鵬和政治局常委喬石在座。吳敬璉與“計劃派”再次當面交戰。

與去年一樣，許毅還是打頭炮，堅持反對市場化取向的主張。吳敬璉又是第二個發言，他說，你說的那些現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對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口號不妥當，應該明確“市場經濟”

這時，袁木接著吳敬璉的話頭說，中央從來就沒有講過“市場經濟”！吳敬璉提醒他，陳云1981年就用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時也講了“市場經濟”！為什么這個詞不能用？袁木又說，正式文件里沒有這個提法，既然正式文件里沒有就不能用。吳敬璉說，大家都看了鄧小平講話的錄像，既然他都認為可以這么說，為什么我們這么講就大逆不道了？其間，又有人幾次打斷吳敬璉的話說，“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是中央已經定了，只能討論怎么結合，不能討論這個提法本身。但在會議主持者的容許下，吳敬璉還是堅持講完了自己的意見。

在這次座談會上，薛暮橋和劉國光也站在吳敬璉一邊，強調必須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維護市場取向的正確方向，應當恢復十二屆三中全會和“十三大”的提法。而在論戰的對方，除了許毅、袁木之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當過《求是》雜志總編輯的有林也是最活躍的人士之一。

一時間，雙方互不相讓。八十六歲高齡的薛暮橋情緒十分激動，一度連話也說不清楚了。會后，他給江澤民等中央領導人寫了一封長信，說自己“因年事已高，思維不如過去敏捷，臨時邊想邊說，中間又插話頻繁，該說的沒有說清楚，不需要說的卻說了不少，沒有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對此內心很不平靜”，于是又把自己的觀點詳盡地講述了一遍，認為必須認清形勢，當機立斷地進行市場化改革。

在信中，薛暮橋也談及了他對“蘇東劇變”的看法，他寫道，“最近大家對東歐劇變議論紛紛，我認為，僅僅以資本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來加以解釋是不夠的，蘇東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未作徹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亂物價、軟財政、軟信貸的圈子，這些國家采取對傳統體制修修補補，或者搞一點零敲碎打的改革的做法，至多只能延遲矛盾的爆發，把國民經濟引入慢性危機，而不能求得經濟狀況的根本改善。

薛暮橋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載，“這封信在起草過程中得到吳敬璉同志的大力幫助，他對我寫的原稿做了許多修改和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