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后危機時代中國須以更多對話尋求定位

2010年01月28日 07:18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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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早報特約評論員劉濤

1月27日，第40屆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小鎮達沃斯拉開帷幕。與去年獨領風騷的G20峰會比較起來，其包容性更勝一籌：不僅有各國政要，還有世界500強企業和非政府組織代表。全球眾多的精英匯聚一堂，旨在通過對話，探討全球經濟領域存在的問題，以推進國際經濟的合作與交流。

本屆年會的主題是“改善世界狀況：反思、重設、重建”。而議題所涵蓋的領域從海地震后重建、氣候變化談判到加強金融監管，幾乎無所不包，且并不產生任何有約束力的條約或宣言，可算得上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清談所”，但它卻具有正式的國際多邊機制所無法取代的價值。別的不說，其開放式對話機制的設計便充分體現了全球化時代的內在要求。

如果說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尚停留在“國際管理”時代，即各國政府作為主權國家的唯一代表參與國際管理，由于歷史原因，一些強勢國家成為了規則制定者，后來者只能被迫接受不平等規則；那么，在“全球治理”時代，政府作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等都將成為行為主體，通過對話和溝通來達成共識。因此，新的國際經濟秩序首要遵循的游戲規則便是“地球是平的”

全球化浪潮使得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生產的商品可以毫無障礙地跨越太平洋，而其單位運輸費用與貨物從美國西海岸碼頭配送到洛杉磯沃爾瑪超市的成本相比，并無顯著差別。但與這種商品、服務、資本甚至勞動力的跨國(或區域內)自由流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話和溝通并未取得革命性突破。

一方面，在政府層面，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新興大國之間依然橫亙著難以逾越的鴻溝，而原本應當居中協調的國際多邊組織卻未能發揮應有作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所著《全球化及其不滿》一書中曾指出，全球化帶來了一系列問題，而原本應該致力于解決全球化問題的國際機構(IMF、世界銀行、WTO)卻偏離了其方向，并未盡其所能地去消除全球化的弊端。不僅如此，過去數十年來，這些國際機構將發達國家、特別是將華爾街和美國工商界的利益凌駕于貧窮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之上，這不免令人對全球化有幻滅之感，甚而將全部問題歸咎于全球化本身。

另一方面，在非政府層面，不同文明、意識形態之間的隔膜也遠未打通。跨國企業在將觸角伸向全球的同時，卻未能學會如何尊重東道國的文化和法律，而是試圖將個人意志和偏好強加于他人頭上。最近谷歌在中國掀起的風波或者說鬧劇，在跨國企業中不是第一個，也絕非最后一個，而這也更加凸顯出跨國企業與發展中國家政府加強對話和溝通的必要性。

對于中國而言，與危機前相比，當前的國際地位似乎有了顯著提高。如1月5日《華爾街日報》文章就宣稱：中國或許是本次金融危機的最大贏家，因為就在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先后熄火之際，中國經濟卻一路高歌走過了這場蕭條。而普華永道的一項最新報告更提出，中國可能最早于2020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此外，在不久前閉幕的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峰會上，國外媒體同樣評論道，在崛起的中國面前，歐盟作為氣候變化議題領導者的地位正在被迅速邊緣化。

我們注意到，經歷過金融危機和氣候峰會之后，西方國家，特別是歐盟已流露出明顯的挫敗感，并對中國的崛起戒心重重。中國能否正確處理這種敵視情緒，尋找適合自身的參與國際合作的契機，將最終決定中國在何種程度上發揮其國際影響力。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一些西方學者和思想家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將中國捧得過高，其目的無非是希望中國過早承擔與自身實力不相稱的“責任”和思義務”。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坦提出了中美共治的“G2”構想，哈佛大學教授弗格森更提出了“中美國(Chimerica)”的概念。但這種表面上的贊美絲毫不能掩蓋某些西方人內心深處將中國崛起視為威脅的事實。

中國應如何在后危機時代的國際體系中為自己定位呢？答案或許并不復雜：理性認清自己、冷靜判斷國際形勢、正確選擇合作伙伴、學會適應變化了的環境和角色。而要做到上述幾點，就必須參與到更多的對話和溝通中去。

(作者系宏觀經濟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