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嶺的新年

2010年02月21日 13:45
來源：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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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芳潔陳文雅

黃楊抬起鋪在地上的床墊，靠在墻邊，好騰出空間擺放從隔壁借來的小方桌和小板凳。他的女朋友小李正在門口的煤爐灶上生火炒菜，不小心被濃煙嗆了眼睛，拼命抹了幾把眼淚。

黃楊今年26歲，四川人，已經大學畢業三年。他在北京CBD附近一家IT公司上班，住在中關村以北西二旗的唐家嶺村。他每天上班要倒兩次地鐵、兩次公交，來回六十公里、路上需要四個小時。

“我女朋友就在上地上班，我就一直沒搬。我本來就在中關村上班，不過去年那家公司生意不好，老拖欠工資。新工作很難找，我只能硬著頭皮去大望路上班了。”黃楊解釋說。

黃楊：沒臉回家

“不是每天都能回來，有時候加班到半夜，公交、地鐵都下班了，就只能在辦公室里湊合一晚上了，”黃楊揉了揉充滿血絲的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太累了！春節前活不多，所以給老板寫了假條，趁這時候好好休息一下。

繁重的工作讓黃楊沒有時間講究生活。平常也不是每天生火做飯，一般就在村子里的面食鋪子上買點兒大餅饅頭。他也不太邀請朋友來玩，因為要招待客人，得先搬走床墊才能坐在飯桌邊吃頓像樣點的飯。

春節就要到來，在外工作的年輕人紛紛張羅著買票回老家過年。唐家嶺的租客們也不例外，大街小巷隨處可見提著大包小包準備去火車站、長途汽車站的年輕人。小販在街道上擺攤吆喝年畫、對聯和鞭炮煙花，但是上前詢價者寥寥，因為在這路上的都是過客，他們只對行李箱和蛇皮袋感興趣——唐家嶺的春節不屬于他們，只屬于那些依靠他們的房租生存的本地村民們。這里不是租客們真正的家，僅僅是一個用來短暫歇腳的驛站。

但是，家鄉呢？那個每天在心里默念，在腦海中徘徊，在夢境里重逢的地方，卻不一定人人都能回得去。

對黃楊來說，回家需要勇氣。

“我記得小時候，快過年了就很高興，因為有新衣服穿，還可以放鞭炮，現在每當想到回家，就有很多煩心事。去年春節我就沒有買到火車票，今年本來是應該回去看看的。但是一想到自己現在這種情況……”黃楊踢了踢一顆石子，低聲說：“家里人說，回家養豬也不是不可以，但我還是想留在北京。我不相信這么大的城市容不下我們兩個人！”

“開始，人人都像過節一樣，大家包了餃子，做了很多菜……但后來，當天色已晚，外面的喧囂靜下來的時候，突然一下子，所有這些男孩女孩都聚在一起哭了。”這是北大博士后廉思在一本名為《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蟻族》的調查報告里，描述他和一群唐家嶺年輕人吃過的一頓年夜飯。

2009年9月該書出版后，唐家嶺的年輕人受到了大量的關注，并揭開了一個被稱為“蟻族”的群體的生活狀態。因為書中大量的采訪內容來自唐家嶺，所以唐家嶺被認為是“蟻族”的典型聚集地。

廉思描述那頓年夜飯時說，“在這個非常特別的場合，再也沒有理由掩蓋他們對家的思念和挫折感。

如今，這些不敢過年回家的 “蟻族”們又有了一個新的稱號：“恐歸族”

“其實，爸，公司春節根本就不加班，我是實在不敢回來。我算了一筆賬，年底拿到工資，交了房租，春運回家的車費就要四百多，到時候我估計連幫媽媽買件毛衣的錢都沒有，爸，兒子沒臉回呀！”

這是最近天涯上一位名為“飄泊在外很辛苦”的網友寫的《一個漂泊在外的應屆畢業生寫給農民工父親的懺悔信》，引起了很多網友的共鳴。緊接著，一則根據該帖改編的消息《今年春節不回家蟻族網上曬不回家四大理由》又被廣泛轉載，“蟻族網一詞尚未冷卻，“恐歸族”又興起了。

老籬和老晨：守候未來

“蟻族”這個詞的興起，和唐家嶺有著密切的關系，它作為外來人口聚居區已經有十年歷史。

唐家嶺，北京海淀區中關村軟件園以北一個既普通又特殊的城中村。說它普通，是因為它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城中村的面貌差不多：村民自蓋的出租屋鱗次櫛比，租住于此的外來流動人口占全村總人口數的90%以上；說它特殊，是因為在這里居住的，大部分是屬于受過高等教育、在中關村附近的中小IT企業工作、收入普遍低于2000元、沒有獲得四險一金社會保障的外地年輕人。

兩三個人共享一個10平米的小房間，甚至幾十個人共享一個公共廁所和廚房，為的就是節省房租開支，以便把原本不高的薪水花在更要緊的地方。在這里，一個月花兩三百塊錢能租到一個除了電燈以外沒有任何配套的空蕩蕩的單間，600塊錢能租到一個帶獨立衛生間的房間。而在市區的居民小區里，每月花1000塊錢才能租到一個居室中最小的一間。

作為唐家嶺最早的租戶，老籬在此住了整整10年。2000年，當老籬初到唐家嶺時，村里還都是平房，那一年他租下了一個10多平方米的屋子，一個月的租金只要100塊錢，還不用交水電費。“當時，也沒多少人來這里租房子。”老籬說。

而等到2005年，老晨來這里租房子的時候，唐家嶺已經大不一樣了。老晨租的第一套房子就是當地村民自建的樓房，他住在二樓，一個10多平方米的房間，每個月租金230元，僅二樓就有七八戶人家。后來，老晨換到另一個村民家里，每個月租金360元，可以上網。而他現在的房東，改建后的樓房一共有5層，每層12個房間。

現在的唐家嶺，幾乎家家戶戶都是自己改建的樓房。據統計，這個村的村民約3000人，而外來人口已經超過3萬人。“據我所知，這里大部分人，都是在中關村、上地工作，從事IT行業的，月收入一般在2000元到4000元之間。”老晨介紹說。而一些剛工作不久的年輕人，收入水平還要低一些。在過去的5年，北京市房價、租金價格飛速上漲，而老晨在這里住了近5年，他的租房成本只上升了100多元。

唐家嶺并不是貧民窟。老晨每天努力保持著衣著的干凈整潔。除了因為要力爭上班打卡不遲到而拼命擠公交車的時候表現出焦躁不安，大部分時間里，老晨顯得井井有條。“煩惱著但也樂觀著，痛并快樂著。

專項廉租房：朦朧的希望

在別人關注唐北京市家嶺的時候，唐家嶺的租客們在關注著政協委員劉子華的一份提案。

“政府出資，在交通相對方便的城近郊區規劃建設大學畢業生廉租房聚居區。建設符合安全標準的超小戶型公寓，以低廉的價格出租給這類創業青年人才。”在今年的北京兩會上，劉子華這樣建議。海淀區區長林撫生在兩會期間也曾對媒體表示，將在唐家嶺修建共有產權的公租房來解決“蟻族”大學生的居住問題。

如果劉子華的建議成為現實，唐家嶺未來的公租房將會帶來兩點創新：一是將對外籍人口放開；二是集體經濟組織將有可能在保障性住房中占有一定比例的產權，并獲得收益。

“方案還沒有做出來，還正在制定中，因為廉住房的建設不是一個單獨的部分，是一個包括環境、拆遷等的整體方案。”海淀區政府新聞辦公室對本報表示。

唐家嶺的現狀擺在眼前，全村村民目前幾乎都以房屋租賃為生；這也使得村民家家擴建，這些建筑面積都被認定為違章建筑，在拆遷中，并不能獲得補償。而以租客老晨的房東為例，該村民所擁有的5層樓，每層12個房間，總建筑面積超過600平方米，每月的租金收入都在萬元以上。如果按規定進行拆遷，勢必會有巨大的阻力。

即便拆遷以后，村民還能在公租房的出租中分得一部分利益，但在唐家嶺村委會劉副書記看來，農民的利益如何維護，租金收益的分配，是按股份制還是按人頭的形式，這些都是需要討論的問題。“就看政府給什么政策了，現在還沒有消息。”劉書記說。

而唐家嶺現在的租客們，又將如何面對拆遷呢？“我能承受的價格就是500元左右/月，面積15-20平方米。”老晨說，如果以后的公租房能滿足這些要求，他愿意接著住。

不過，老籬和老晨對公租房并沒有多大信心，“再怎么拆也得一年后才能拆完呢！”到時候，他們打算轉移其他的村子里去，“肖家河、鄧莊子、土井村都是可以去的。”不過，像唐家嶺這樣實惠又便捷的村莊，是越來越少了。

相比尚且遙遠的專項廉租房，他們現在關心的問題是怎么度過眼下又一個還沒有寬裕起來的春節。

“我找了幾個不回老家的老鄉，除夕夜一起包餃子，每人做一個拿手菜，喝點二鍋頭，看兩眼春晚，又不花太多錢，圖個樂呵！”常常留在北京過春節的老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