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被調整” 重視調結構的關鍵性操作

2010年03月06日 02:56
來源：證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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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磊官兵/圖

盡管我們已經明確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核心含義和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但仍存在兩大沒有定論的操作性問題：一是結構調整的主體是誰、方式如何；二是是否對調結構的風險進行了準確預判，并提供了相應的物質、精神和輿論準備。境外曾經發生過“不成功”的調結構，稱之謂“被調整”。在調整與被調整之間，中國面臨著中期的選擇……

華泰聯合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陸磊

在2010年的經濟運行主題已明確由“保增長”向“調結構”轉型的背景下，在各方都熱議“調結構”的時期，盡管我們已經明確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核心含義和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但仍然存在兩大沒有定論的操作性問題：一是結構調整的主體是誰、方式如何；二是是否對調結構的風險進行了準確預判，并提供了相應的物質、精神和輿論準備。

結構調整核心之一是制度改革

之所以提出上述問題，基于三大基本制度背景：

一是如果依靠宏觀調控當局調結構，則一方面在理論上必將導致短期宏觀需求管理部門是否應該管理總供給結構的問題，在現實上將造成國有壟斷部門的觸角進一步向行業延伸的體制復歸問題。這是因為，境外曾經發生過的“不成功”的調結構。20世紀90年代初以日本經濟企劃廳、通產省為主導，大型企業為附庸，集合高校及研究機構力量在信息技術、交通運輸、裝備制造和服務業進行了結構調整，由于大水漫灌式的投入并未形成有效產出，結果是結構調整失敗和被新興市場取代——此之謂“被調整”

據此，真正的結構調整或許不是一種宏觀調控政策的趨向，而應是一種堅定的體制改革——讓市場主體根據要素稟賦和相對價格尋求超額利潤。比如，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再度面臨用工荒，兩會討論提高工資收入占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比重的背景下，宏觀調控很難有所作為；但如果真正具有利潤激勵的企業部門成為結構調整的主體，則其必然會發現2010年與2009年的本質差異——2009年不是用工成本問題，而是外需不足問題；2010年將是成本(特別是勞動力成本)上升所造成的競爭力持續下降問題。2009年可以扛過去，2010年只有調結構，即調結構是市場主體的自發行為，相應地，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必須體現為“中國企業創造”而非“行政部門創造”

二是調結構的實質是經濟增長動力轉換，或者說是引擎轉換。而引擎轉換要求要素投入結構發生本質變化——如從勞動力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轉化為智力知識密集型，這就相應要求要素稟賦結構發生變化。由于這是一個相對復雜的過程，因此任何結構調整都是一個中期問題，于是短期經濟增長和中期結構調整之間很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往往體現于總量政策與結構性政策的對立。比如，在總量上，處于經濟下行期應實施低利率政策，但低利率形成了對調結構的負面激勵——低融資成本讓已無生命力的行業得以茍延殘喘，企業亦無積極性真正調整結構，原有結構亦因此得以維持。以中國人民銀行2009年第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的表述為例，關于加大金融支持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的說法是：繼續落實“有保有控”的信貸政策，調整優化信貸結構。加大信貸政策對經濟社會薄弱環節、就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業轉移等方面的支持。顯然，如果從資源稟賦調整滯后的角度出發，則加大對就業的支持不可避免會回歸甚至強化原有經濟結構——勞動密集型疊加重化工業。可見，調結構意味著在金融、土地和勞動力資源配置上出現真正的方向性變化，同時意味著我們或許必須承受或容忍原有增長模式廢棄進程中的低增長率。

三是我們面臨全球性的調結構競賽，增長空間處于逐步壓縮狀態。一方面，主要貿易對手或者處于貿易逆差收窄通道，或者總需求尚無真正起色；另一方面，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競爭力因2008—2009年的動蕩而發生顯著變化。比如，美國在擴大出口，而在中國的出口結構中，高新技術和機電產品出口比重逐步上升。顯然，僅僅是出口結構的微小變化，實際上體現了中國與傳統的高技術和裝備出口國(如德國、美國)正逐步處于同一競爭平臺，已經不是傳統分工理論所揭示的“根據比較優勢各自相安無事式的分工”，而是面對面的競爭。

調結構關鍵在金融要素配置

2009年的要素配置，一方面強化了原有經濟增長模式——高投入推動增長，結果是資源消耗型的重化工業化。其背后的推動力是金融資源相對過剩——既然有那么多貸款，那么多就投入于資本密集型產業吧。因此我們可以發現，近期信貸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是中長期貸款，而信貸增長來自財政投資項目。2009年的僅企業部門的中長期貸款年度增加額就達到5萬億元，恰好相當于貸款的多增部分。換言之，如果沒有上述中長期貸款，2009年的信貸和貨幣將回歸正常年份。

那么，是什么因素拉動了中長期貸款？一是“鐵公基”項目貸款。根據《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本外幣中長期貸款主要投向基礎設施行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房地產業、制造業。2009年，主要金融機構(包括國有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投向這四個行業的本外幣中長期貸款分別為2.5萬億元、6404億元、6013億元和5025億元，占全部產業新增中長期貸款的比重分別為50.0%、13億1%、12.3%和10.2%。二是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年度個人貸款同比多增的1.8萬億元，主要為中長期住房抵押貸款。可見，無論是基建還是炒房，與結構調整都是背道而馳的。

可以預期，如果我們真的要調整結構，尋求某種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必須對金融要素投入結構進行變革。這就涉及到根深蒂固的投融資制度變革。回到我們的第一個問題——誰是調結構的主體？如果是市場主體，則依靠什么資源調結構？顯然，必須依靠金融資源發生增量投入的結構性變化。因此，我們關注兩會后的投融資政策變化。如果金融資源更多向實體經濟部門傾斜，非國有企業在信貸增量和股票融資中占更大比重，則有理由相信經濟結構調整在真實地發生。

調結構需做兩手準備

調結構是一個艱難的飛躍，往往容易被理解為產業結構或供給結構的變化，簡言之，即原來我們生產服裝鞋帽，現在改為高技術裝備制造。問題是，僅有供給是不夠的，恰如上文已經表述，生產者永遠存在把產出向誰出售的現實問題。因此，為避免直接面對日益強化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有必要在需求結構上做好相應的準備。

一是著力擴大國內居民消費需求，以此拉動中間品或裝備需求。這就需要在收入分配結構上進行改革。提高工薪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顯然不利于原有勞動密集型產業，但顯然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形成新產業形成的激勵。

二是著力進行要素所有權和控制權改革，特別是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改革，以形成更為合理的財富分配機制，以此推動國內消費進一步擴張。

三是著力進行財政分配機制改革，對企業和居民所得稅進行起征點上調和稅率下調，鼓勵實體經濟部門進行創新。否則，我們必然發現，所有的結構調整將仍然通過政府部門推動，且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也許我們面臨的是被調整而非主動調整。

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結構調整顯然是一個系統工程，其最終的成功或許不是某個主導行業的興起，而是某種要素配置和收入分配方式的形成，盡管前途曲折，但必定可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