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元的困境說開去

2010年03月16日 07:30
來源：上海證券報作者：袁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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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貴金屬本位制下，還存在“超主權貨幣”，那么，在紙幣本位時代，就只有“主權貨幣”，也就是“國家貨幣”了，直到歐元面世。歐元面的確是紙幣本位制中的“超主權貨幣”，問題是，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債務困局，眼下正在考驗著歐元的生命力，能否渡過關口，很難說。

自從1971年美元與黃金完全脫鉤，以及美元充當了世界貨幣后，全球的貨幣在純粹紙質化和主權化的同時，均沒有了固定幣值的“錨”，貨幣成了國家和中央銀行手中的風箏，能否飛得起來，飛得高，飛得穩，全賴放風箏的人對風向、風速的判斷。但判斷往往不準，那大大小小的風箏也就忽上忽下，飄搖不定，有的甚至幾度墜落。

缺乏客觀約束的無錨貨幣，凸顯著貨幣政策的重要性，貨幣主義理論也隨之大行其道。不管調整貨幣量，還是調利率，對不同市場主體的利益影響當然是不同的，因而，貨幣政策無一不受到政治因素的牽制和影響。所謂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根本不存在。離開了財政政策的配合，貨幣政策不可能長久有效。沒有了貨幣政策的支持，財政政策的調控作用一樣大打折扣。而只有在一個主權國家內，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運作，才有可能。這就是為什么貨幣發行權與貨幣政策確定權，是一國主權的重要體現所在。在無錨貨幣制度環境中，沒有了貨幣發行權的國家，也就沒有了貨幣政策，其財政政策的運行早晚會有麻煩。

無錨貨幣大體上能夠運行，取決于財政統一，以及要素市場的統一。財政統一，只能在一個主權國家內才能談得上。這也就是為什么歐元面世時，要求成員國必須達到一定的財政標準。然而，這一標準迄今不但未能達到，反而差距越來越大。僅就勞動力市場而言，歐元區內遠未實現統一。成員國福利制度和標準的巨大差別，使得勞動力只能由福利差的向福利好的國家單一流動。如此，自然無法通過貨幣政策的調整，來引導和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這也是貨幣主義理論核心人物弗里德曼當初反對歐元的主要原因。如果歐元出現危機，肯定是從先前福利水平較低的國家起始。不幸的是，這一預言被說中了。

貨幣統一后，在生產能力未能一體化的同時，南歐尤其是希臘在福利水平上卻大踏步向高標準歐元區國家看齊。希臘在GDP增長率長期在1%至2%左右，而實際工資增長率卻平均在5%左右，2008年達到8%，這其中有留住勞動力甚至吸引勞動力，以維持生產能力的考慮。但如此行事的結果，是日趨嚴重的稅收負擔、貿易和財政赤字。希臘稅收占到GDP的40%左右，財政赤字在2008年為4.4%，2009年超過12%；私人部門的經常項目赤字高于10%。政府和私人都擁有大規模赤字的結果，就是兩者都積累了巨額債務。公共債務余額占GDP的比率超過130%，私人巨額債務則體現為銀行過度借貸及其資本充足率的下降。

更為嚴重的是，不只希臘如此，財政赤字占GDP比率超過10%或者債務率越過100%的還有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愛爾蘭等國家。如果希臘問題得不到及時妥善解決，或者陷入債務危機的國家增多，歐元勢必受到重創。退出歐元區的現象一旦發生，將會發生連鎖發應，歐元就會名存實亡。

歐元困局的根本原因，是相互獨立且競爭的主權國家使用了無錨的“超主權貨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脫離，經濟和政治脫離。歐盟不是美國聯邦政府，歐洲中央銀行也不是美聯儲。一旦受到沖擊，各主權國家的利益涇渭分明，歐洲中央銀行形同虛設，無能為力。作為歐元區核心國家的德國，凈出口對其1999年至2007年GDP增長的貢獻度超過70%，外貿依存度比中國還高。旋即，在正常年景，核心國家會利用統一貨幣之便，大肆出口積累財富；而當發生危機時，則會首先自保，不但不會奮力開放本國市場、提升自身需求，以提振其他成員國的生產和就業，反而更加想方設法開拓境外需求，以彌補國內需求不足。至于向陷入債務危機的國家提供財政支持，由于政治決策的復雜和利益的競爭性，只能一再拖延。

也許有人會問，是不是歐元成為有錨貨幣，上述問題就可避免？問題是，以何為錨？黃金？早已證明行不通。以一攬子商品或可交易的物價指數？實際上，當今全球所有紙幣都是以此為“錨貨的物因為，無論是針對貨幣量還是利率的貨幣政策調整，哪一個不是以物價指數的升降為標桿的？這等于沒有錨。

說來道去，寄望由統一的“超主權貨幣”，來推動歐盟一體化甚至國家化進程，實在是顛倒了邏輯。除非歐盟成為一個聯邦制主權國家，否則，歐元難以被長期看好。

由歐元的境遇，筆者想到了有關“亞元”的主張與努力，以為那是非常不可取，也不可行的。遠比歐洲復雜的亞洲，各成員國的歷史、文化、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更大，又如何能夠使“超主權貨幣”行得通？恐怕連歐元那點嘗試努力都做不到。

筆者以為，分析和研究歐元的困局，應該也有助于正確制定中國的外匯儲備及其運用策略，有利于人民幣對外發展戰略的確定。(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