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生存困惑：月入過萬折合小城市兩千(2)

2010年03月19日 11:21
來源：南方網－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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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傷

“白骨精”一族平均超過“自然年齡”10年左右

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會異化鄉村的人，城市的經濟變化也在深刻改變著都市人，而新移民首當其沖。

剛從四川老家回來的同事講述了一個有意思的細節，他說回家與高中同學好朋友吃飯時，每每在菜還沒上齊，大家還沒怎么下手的時候，自己就風卷殘云吃了個滾瓜溜圓，直到有一個朋友終于忍不住問他“為什么吃飯都那么快”，他才意識到自己有點不妥。

飯桌上的節奏已經明顯地讓東部西部展現出巨大差異，工作的節奏和強度差異可想而知。

工作節奏過快和工作強度過大也嚴重地傷害著都市青年人。

記者一位壯年朋友猝死的消息讓人傷感不已。就在他離世的頭一天，記者和同事還曾與他在體育室內見過面。他帶著孩子在跑步機上，同行的一個朋友上前跟他打招呼，一笑而過。沒想到第二天晚上他就倒在床前。

“猝死”這個令人驚心觸目的字眼，如今開始越來越多地侵襲年輕人，城市生活的緊迫感和工作地壓力與其密不可分。在日本，對年輕人因工作壓力過大造成的猝死給了另外一個更為形象詞匯：“過勞死”

更多的白領則處在亞健康的狀態。

2009年12月，中國醫師協會、中國醫院協會等機構聯合發布的《中國城市白領健康白皮書》顯示，作為“白領健骨干、精英”集合的“白骨精”，亞健康成為常態，覆蓋了“白骨精”的絕大多數，健康隱憂不容忽視。調查顯示，近八成白領飲食、睡眠沒有規律，每天感覺比較疲倦；54.4%的白領表示每天“沒睡夠”的感覺，另外32.4%的白領表示睡眠質量不好；而主流城市白領處于過度疲勞狀態的接近六成，35—50歲的高收入中年白領群體機體老化速度較快，“生理年齡”超齡趨勢明顯加快，平均超過“自然年齡”10年左右。

經濟對身體的傷害是一個方面，對心理的傷害是另一個方面，焦慮和抑郁頻頻騷擾新移民。不少人形成習慣性的焦慮癥。有人甚至稱：“看見老婆的工作任務都焦慮，心里煩躁。

誠然，中小城市的生活并不缺少柴米油鹽的煩惱，比如閉塞、低效、各種資源缺乏等。但在一線城市高壓生活的映襯下，白領們談論中的中小城城市的生活，總不免多了一層田園美感。

憂慮

新城“老”去紅利面臨終結

用某種“叢林法則”來看，適者生存，在城市里“混不下去”的人思鄉情重，似乎并無不當也并無大礙。

但理性地看，都市生存壓力的劇增給經濟發展提出了一個全新的難題。

單純從經濟角度考慮，思鄉潮和“回家發展”的興起，讓一線大都市面臨“人口紅利”終結的挑戰。

這里的“人口紅利”與劉易斯所講的人口紅利不同，劉易斯講的是農村人口涌入工業生產，帶來的廉價勞工格外產生的價值剩余。而這里的“人口紅利”則是經濟發展導致新移民涌入大都市，包括民工涌入工業生產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涌入城市各行業產業，帶來經濟發展產生的價值剩余總和。

大小城市的“特殊匯率”

月入過萬VS月入兩千

在西部中小城市，中午或者晚上下班之后，家家都回到家里生火煮飯，吃飯的成本相對低廉而固定。而每天晚上吃飯后，才是家庭間或者朋友間的交際和交流的時間，朋友之間的相互走動或打打牌等游戲，不是在你家就是在我家，基本局限在家庭空間內，不需要貨幣付出和支付。

而在東部一線城市，與朋友的交流和互動都是在餐桌上或者在娛樂場所，社會關系的互動是需要以貨幣支付為基礎的。

在都市的收入中，除去供樓供車的支出，再除去生活資源需要貨幣支付的部分，城市的一萬元收入與西部的2000元收入相差無幾。

一個企業中層抱怨說，自己姊妹4個，每年過年回家都發現自己是最“寒酸”的一個，不如留在老家的3個姐妹，一個姐姐甚至說要替她買飛回廣州的機票。

事實上，這位中層領導已經在廣州擁有了令很多人羨慕的地位和收入，幾個姐妹的家庭收入也未必就真的比她高。

恩格爾系數計算

誰更富裕？

恩格爾系數是國際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衡量一個經濟體富裕程度的一項重要指標。根據恩格爾定律，家庭越富有，食品的支出占比重越小，恩格爾系數就越小。

嚴格來說，研究中西部城市普通白領的生活富裕程度用恩格爾系數衡量并不準確。但我們可以參照恩格爾系數，以參生活必須支出”在“個人全部收入”中的比重，設定恩格爾寬裕系數。

以西部普通公務員的收入和支出估計，收入2000元，必須支出：食品200元，電話100元，人情走動300元，孩子教育100元，其他生活必需品300元，那么西部公務員應對的恩格爾寬裕系數為：(200+100+300+100+300)/2000=0.5。

而對于東部白領如果按供房不養車的情況估算，收入10000元，吃飯和餐桌交流800元，供樓3500元，電話200元，購買孩子教育貨幣支付2000元，公交及交通200元，其他生活必需品500元，那么東部白領應對的恩格爾寬裕系數為：(800+3500+200+2000+200+500)/10000=0.72。(-撰文：南方日報記者張波策劃/統籌：郭亦樂)

一線都市“人口紅利”的終結具體體現在：城市的吸引力持續降低，新移民群體開始出現大規模返鄉潮，城市的經濟將會受到巨大沖擊。如果解決不好這個問題，任思鄉返鄉潮繼續發展，那一線城市的未來就將在風雨里飄搖。

而在另一個方面，想要遏制思鄉潮的發展就必須降低一線城市生活成本，降低一線城市的生活壓力。那么作為新移民白領階層最大壓力源的樓價問題就擺在了不得不調整的角度。

事實上，城市生活的巨大壓力造成嚴重的民生壓力，也促使了更多減壓呼聲的出現，在2010年的兩會上樓市成為眾矢之的，正是此間的現實寫照。但調整樓價并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在中國目前經濟對一線樓市依賴度居高不下的現實中，打壓樓市等于是打壓經濟，會嚴重損害經濟現狀。

對經濟的調控就這樣卡在了“樓市升與降”的兩難問題上，政府的宏調手段到這里都開始“打結”，模棱兩可的“阻止樓市過快上漲”的話語頻頻出現在官方口中。

但問題是，現實的樓價已經造成新移民都市生活的嚴重壓力，阻止過快上漲只能預防情況加速惡化的過程，卻在減輕新移民白領的壓力方面起不到任何作用。

所幸的是2010年的兩會，溫家寶總理看到了現實的嚴峻局面，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讓百姓活得更有尊嚴”，并且隨后的答記者問中明確表態“政府有能力管好房價”

這給了新移民繼續留在一線城市發展的新希望。

回不去

回家重新發展，要被自己同齡人“領導”

那些在城市中選擇堅持的人，面對鄭婷這樣決然回家的案例，不知道要觸動多么濃厚的鄉愁了。

而事實上，很多的新移民如記者一樣已經無法再返回哪個曾經熟悉的都市和鄉村，不管他目前如何艷羨和渴望。

今年春節回家時，記者已是孩子的父親。再次看到父母思念子女日漸蒼老的臉，心里充滿愧疚。當年那個年少輕狂的我所不曾考慮的，年輕人對外部世界的渴望在那個人才流動大潮興起的時候，讓人不加選擇地隨波逐流。如今當背負起家庭的責任，能理解父母所思所想時，注定要吞下思親這杯苦酒。但記者心里異常清楚地知道那個家鄉早已不屬于自己了，被經濟大潮挾裹的人生里已經沒有多少回頭余地。

計劃生育在我國20世紀70年代全面推行以來，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造就了第一個獨生子女出生潮。如今，這些當年的獨生子女走過了背叛期和思索期，進入而立之年，有了子女并開始背負家庭的責任。而這些獨生子女的父母也相繼進入老年階段，開始需要子女照顧。當年年輕離家出去闖蕩，就這樣變成了親人天涯相隔的親情糾結。

事實上，出生在上世紀70年代的有這種同樣處境的人很多。

那些當年出來闖蕩的人，相當一部分都曾經是當地的佼佼者。這些人畢業于90年代中后期，正好趕上了人才從西向東從貧困到發達地區，這20年人口流動的最尾潮。

其結果是，在職業發展中，遇上了已經成為年輕管理階層中堅力量的上世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出生者；在生活水平上，遇上了東部西部差距最為快速縮小的一個階段，西部工資快速拉升東部駐守不前；而在買房子的當口，也趕上了中國樓市上漲最快的幾年，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成為“房奴”。而這些的綜合結果就是造就了一個時代人的平庸，造就了一闖世界的夢想”在現實中“玉體橫陳”，竟然“一絲不掛”

當年那些不敢冒險或不得不回到家鄉發展的人，如今憑借自己的奮斗，在落后地區人才流走的空當里努力成長，成為西部當地社會的中間力量，占據了從黨政到商業各個階層中的絕大多數崗位。

回去的“面子和尊嚴”倒在其次，就職業空間而言，回家重新發展又將面臨自己同齡人為領導的晉升“天花板”

而在這職業斷層之外，家庭又成為最大的牽絆。很多人有了孩子開始將孩子的未來看成第一位，想想后委屈點自己也倒罷了。一次次的“想回家”最終倒閉在軟弱的勇氣面前，剩下日常蒼白的人生令人煎熬。

被經濟大潮挾裹拋起又被經濟大潮拋離的70年代“人才”，就這樣不得不面對著“回不去”的尷尬。

就在思鄉潮涌起的當口，另一種回鄉投資的經濟潮流也暗流涌動，一些在外面闖蕩略有積蓄的新移民，開始將資本投回家鄉，有的在嘗試實業，有的則買房子買商鋪。不管他們是在為回家做鋪墊，還是僅僅在資本增值層面上投資，都是一個可喜的潮流，對東西部經濟平衡來講都意義非常，東部西部的差距就這樣一點點拉近，融合就這樣一步步深入。

總有一天，就如同當初經濟大潮挾裹他們出外闖蕩一樣，當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在思親潮流面前崩潰時，當內地提供的機會足以繼續個人事業和前程時，就會挾裹相當一部分浪跡天涯的游子返回家鄉。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那個時代造就的人才涌動潮流，也就走到了它終結的那一天。而在那一天到來之前，多數白領仍將在都市里苦苦掙扎。

夜色升起來了，陌生的城市燈火通明，照亮都市新移民一言難盡的人生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