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人民幣匯率調整可能會加劇中國農村貧困

2010年03月22日 10:30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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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于3月20-22日在北京舉行，會議主題為“中國與世界經濟：增長•調整•合作”。鳳凰網財經進行全程報道。以下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發言實錄。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簡單看一看全球的經濟，亞洲經濟是一個亮點在不斷增長，世界上其他經濟復蘇還存在嚴重問題，帶來結果是我們可能對一個強勁增長還不能太有信心，主要的問題是美國的經濟或者全球的經濟在過去都是由過去住房泡沫或者消費過度驅動的，現在已經破滅了，而現在美國政府臨時支出起到暫時性填補空缺的作用，但是未來看不出有特別支撐增長的因素存在，全球在中國我們看到中國的增長包括整個亞洲增長，為全球經濟復蘇提供了強勁的動力，癥結所在比較簡單部分國家產量遠遠超出消費量而另外一些國家消費量遠遠超過產量，一方面我們希望美國嬰兒潮即將退休應該為他們準備更多儲蓄，而不是去累計更多貿易赤字，那么討論全球失衡很重要的一點，全球經濟結構失衡不是引發此次的原因，但是可能會成為我們未來擔憂的理由，可能會導致新一輪的危機，我們必須要為解決這個問題帶來持續壓力，但是怎么實現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呢，必須看看全球失衡的原因是什么，對美國這方面進行了很多討論，包括美國儲蓄不足，過度消費等等。

實際上美國現在的儲蓄率和現在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動力仍然需要3%GDP的差距，其他各國也會存在儲蓄過多的情況，實際上有兩類國家，主要是外匯儲備用來避免國際經濟波動，尤其亞洲地區很多國家表明那樣，他們是1997年的國家所得到的教訓，如果外匯儲備不足難以應對國際經濟的波動，還有2008年的國家如果有大量外匯儲備應對危機就會做的更好，這會導致他們持續儲備他們的外匯，還有一個原因是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有時候會帶來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加，首先我想說全球經濟失衡的主張方案G20的主張是什么，我覺得這個主張并不是特別合適的方式，首先提議美國提高儲蓄率，這當然有道理，但是要中國持續增加消費，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對的，在我看來有兩點值得警惕，因為如果美國揮霍式的消費方式泛濫到其他國家世界將無法承受，無論如何提高中國消費量不可能單純的貿易赤字問題，當然還有其他備選的解決方案，我們必須要了解到全球問題的癥結是什么，一方面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大量需求得不到滿足，也就是說全球經濟運行方式不是應該的運行方式，就像我們需要加大對于扶貧方面的力度，同時對儲蓄再投放再利用，對于國際金融市場來說，在現在情況如果繼續失靈儲蓄就很難被投入到生產力水平更高的領域去。

我想簡單說一下中國的出口驅動型的增長模式，出口增長模式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一個驅動供給的模型，創造了很多的就業，但是大家越來越意識到這樣的模式可能難以維持下去了。因為一方面有很高的政治壓力，全世界都給中國壓力，同時大家也討論到所謂的對中國匯率調整的討論，過去都談到了這個問題，其中一點大家關注還不夠的一點，就是匯率的調整。它可能會加劇中國農村的貧困問題，尤其如果西方農業繼續持續農業補貼會使問題更加惡化，所以說就要求中國政府采取更多的財政政策和調整應對這種農業問題可能惡化的問題，中國的出口模式不可持續政府早已經意識到這樣的問題，“十一五”規劃早已經體現，到目前為止這個方面的進展還是有些緩慢，中國儲蓄率還是非常高，問題是我們是不是要強調這一點，他不是主要是居民儲蓄的問題，當然居民儲蓄率已經比較高，真正的問題是企業儲蓄率高起的問題，而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比較低，這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是不同的情況，當然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不是一個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兒，但是是迫切的問題，尤其符合中國建設和諧社會的整體目標，因為企業的高利潤部分反映出工人工資較低的現實。

另一方面，對勞動力的需求會越來越高，這個過程中需要鼓勵中小企業的成長提供就業機會，需要發展省級和地方的銀行體系，另外一個解決方案就是提供工人能夠進行集體討價還價的能力，對勞動力的補償，比如說工資可能會提高一些，因為對勞動力的競爭會越來越激烈，還有一些關鍵行業里可能存在市場要素的扭曲，導致企業高利潤，比如自然資源，包括土地定價過低的情況。

與此相關聯的還有政府可能通過土地或者自然資源的收入進行投資，這也是一個目的。另外，除了提高工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建議來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還有增加農業收入，扶持低收入人群等等的政策，就像總理所提到的一樣。

從出口導向轉為特點依賴的危險是是什么，比如可能存在產能過剩問題惡化的風險，第二在公共投資領域還有一個投資過度，回報度低的風險，中國現在情況很不一樣，這個會議上也聽到大家說中國的公共投資的收益還是比較高的，但是我想需要更多的在教育或者是其他公共福利領域進行投資提高長期的收益。但是出口導向的模式的利弊是什么呢？比如說在促進創新提高教育還有科技巨大進步為基礎的方式，可以幫助中國構建一個和諧社會，這種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應當作為“十二五”計劃的核心內容去做，我想強調我們需要更加重視生活的質量，而不是GDP。這也是世界經濟表現和社會進步測量委員會關注的重點，OECD經合組織也非常支持這樣人類發展指數的做法。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你對你的工作進行衡量的時候，同時對于政府來說這樣的一種衡量指標的設定是同等重要的，因為我覺得人類發展指數比GDP相比來說是更好的衡量標準，很重要的一點，中國必須要學習世界上其他地方失靈的一些教訓，尤其談到了機制建設方面，世界不會自我監管，市場不會自動平衡私人回報和社會回報的關系的事實，同時市場有大量外部性的風險，我們需要市場政府和其他行為主體權利間找到平衡，政府在這個過程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需要控制，另一方面需要扮演建設性的角色，制度變革也是中國“十一五”規劃尚未完成的總體目標，比如我們需要符合中國國情的法律框檻兼顧效率公平。比如說我們需要更多關注公司治理，以及美國和其他國家在這方面的一些不足，尤其這次危機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想談談中國的一些重要的機制改革情況，我想說中國的稅收政策，稅收可以增加收入并且提高效率轉變整個經濟的增長方式。

很重要的一點比如說可以征一些財產的資本利得稅，然后征收出口稅還可以減少貿易盈余，對于物業稅，包括對土地的征稅，可以對土地進行更有效的配置，更多把收入運用公共投資當中。

我要簡單談一談全球的經濟格局，中國在全球經濟復蘇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對于長期來說更為重要的關注，比如說在匯率方面需要一個新的國際儲備體系，一個新的框架，這實際上也是聯合國國際貨幣和經濟體系改革委員會提出的一個建議，中國也強烈支持這個委員會的提議，其他成員也加入并且表示支持，也有助于全球變暖和發展的問題，我覺得是傳統理念來進入的時候，包括凱恩斯主義進入的時候了，一個富有活力的經濟格局需要變化，一個新的經濟模式關注人民福祉以及創新環境的問題，西方經濟導致巨大不平等失業和不穩定的問題，還有其他模式可以替代中國當前發展方式，改變經濟發展方式可以有助于幫助中國走向和諧社會，在競爭中處于領先優勢。

中國一貫認為自己是摸著石頭過河進行改革，比如根據經濟環境變化調整自己政策，中國的增長過去以前很長時間以全球化為基礎，但是現在有了新的經濟格局，比如說發達國家國家市場充滿未知的變化，中國也要對此改變。現在中國必須要改變自己的增長方式，保持長期的增長。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