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家長：疫苗月的轉機

2010年04月01日 09:04
來源：時代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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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疫苗質量總體是安全的。3月25日，當江蘇問題狂犬疫苗再度引發公眾信任危機之時，衛生部專家挺身答疑，緩解公眾的不安情緒。在多起問題疫苗事件的背后，一個疫苗受害者家庭群體正浮出水面。這些經受過相似痛苦的家長，在漫長的維權路上結識，互扶互助，盡管屢次經歷失望，但從不放棄希望。山西疫苗事件，似乎正為他們的維權努力和建立國家司法救濟制度的倡議帶來轉機。

假如時間能夠回到三年前的那個冬天，易文龍一定不會讓女兒回學校去上學。

看著從前活潑可愛、快樂聰慧的女兒玲玲(化名)變得暴躁孤僻、反應遲鈍，39歲的易文龍嘆了一口氣，陷入巨大的沉默中。

2006年12月8日上午，山西省臨汾市新華中學的校醫在未征得易文龍同意的情況下，在13歲的玲玲的胳膊上注入了一支流腦(A+C)疫苗。

當時，向來害怕打針的玲玲怯怯地喊了一聲：“好疼！”然而，這支小小的疫苗給玲玲一家人帶來的痛苦，遠非如此。

被疫苗改變的人生

易文龍是個生意人。經營了多年的油罐車，再加上其他一些家族生意，讓易文龍在其所在的山西省洪洞縣萬安鎮博得一些名氣。

本來，易文龍一家日子過得富足滋潤，但平靜的生活被那支小小的疫苗擊碎。

玲玲所在的臨汾市新華中學是所私立中學，也是當地口碑較好的中學之一。學校提供住宿，所以每到周末，易文龍才把玲玲接回家。

2006年12月8日，星期五，又一個周末，易文龍如往常一樣到學校接女兒。但第二天，他發現女兒似乎有些異樣，“總說難受”。兩天后，玲玲出現了嚴重的意識紊亂。

心急如焚的易文龍帶著女兒先后到鎮醫療所、臨汾市人民醫院、太原市兒童醫院治療，均沒有效果。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玲玲的病情逐漸加重，甚至昏迷不醒長達一周。

無奈之下，易文龍帶著玲玲來到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經專家診斷，玲玲患的是“急性播散性腦脊髓炎”

“會不會是那支疫苗出了問題？”在排除了其他可能性之后，易文龍想起玲玲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和他提起過在學校接種了疫苗，為此，班主任還替她墊付了28元的注射費。

“學校怎么能在家長不知情的情況下給孩子注射疫苗？這個疫苗究竟是否安全？學校校醫是否具備注射疫苗的資格？……”一連串疑問出現在易文龍腦海中。為替女兒討個說法，他再也無心做生意，決定“維權”

只是，易文龍沒想到，這條路一走就是三年多。

網絡助力

“2007年，我先后找臨汾市新華中學的董事長不下20次，而教育局和衛生局的人也互相推諉責任，我當時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了！”易文龍沮喪地回憶。

見過世面的易文龍，知道他唯一的辦法也許就是向媒體求助。然而，山西境內的媒體大多對玲玲的遭遇“不感興趣”

2007年下半年，在朋友介紹下，易文龍認識了《大公報》記者謝敬愛。謝敬愛在《大公報》記中國西部網等媒體上發表了《花季少女致頑疾誰負其責》一文，成為最早報道玲玲遭遇的文章。

同年9月27日，人民監督網頭條報道了《山西省3500萬人民的生命保障權被官員出賣(一)》，揭發“山西疫苗公司”權錢交易的內幕。此后，人民監督網的記者朱瑞峰又采寫了一系列關于山西疫苗腐敗的報道，并先后引起《中國青年報》、央視《經濟半小時》欄目組的繼續跟進。這些報道雖然后來被撤下網絡，但易文龍得以進入公眾視野。

看到人民監督網上的文章后，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信息管理科科長陳濤安撥通了易文龍的手機。“你女兒生病也許與高溫暴露疫苗有關”。陳濤安說。

陳濤安說，他對易文龍一家的遭遇十分同情。“我也是屢次上訪舉報碰壁、找了多家媒體未遂后，不得已才選擇網絡這條道路，然后卻發現，像玲玲這樣接種‘疑似高溫暴露疫苗’后產生不良反應的情況并非少數。

據陳濤安介紹，經過他多年搜證，當時已在山西省境內找到20多個與易文龍一家遭遇類似的家庭。這些家庭的孩子，在接種“疑似高溫暴露疫苗”之后，或死或殘或患上嚴重的疾病。

31歲的山西柳林縣農民王明亮就是受害者家屬之一。2008年8月22日，王明亮的兒子王小兒，在接種“疑似高溫暴露疫苗”八九個月之后，死于進京求醫的招待所里。

相似的遭遇，讓易文龍和王明亮這兩個陌生人走到了一起。2008年12月9日，二人結伴赴京，向衛生部、國家信訪局等部門提出行政復議的申請；回到山西后，二人又共同聘請了山西太原市天健律師事務所的韓來平教授擔任代理律師，并于2009年1月20日向當地法院提交了民事訴訟狀……

就在易文龍和王明亮努力維權時，更多受害者家庭開始參與進來。

2009年8月24日上午10時整，在易、王等人提起民事訴訟逾7個月，有關法院既不立案也不駁回、該法院原院長李克寧因索賄、受賄被捕的情況下，5個山西受害者家庭派出代表，來到太原市迎澤區人民法院門前，“擊鼓鳴冤”，要求“升堂立案”

盡管這一次的“擊鼓”行動并未讓有關法院作出令他們滿意的回應，但易文龍說，疑似高溫暴露疫苗受害家庭已因此緊緊聯系在了一起。

“一切都是為了孩子。”陳濤安疲憊地說。

一個自發的泛家長聯盟

2010年3月29日傍晚，廣州，陰天。

新港西路的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大門外，來自廣東江門市新會區古井鎮的余同安和會城鎮的梁永立收拾好隨身物品，準備返回住所。余同安已經記不清楚，這是他在廣州“上訪”的第幾個傍晚。

2005年3月11日，他12歲的兒子小輝(化名)在注射武漢生物制品研究所批號為20040928—4 的“A群流腦疫苗”后，被診斷患上了“重癥病毒性腦炎”，現在大腦萎縮、腰部變形、右手彎曲、說話不流利。小輝出事后不到半年，其祖父母無法承受打擊，分別以絕食、上吊的方式自殺身亡。

此后，余同安就在江門、廣州、北京三個地方來回奔波，一邊給孩子看病，一邊投訴、上訪、被驅趕。

“這幾年真的過得人不像人。”同行的梁永立說。六年半前，梁永立2歲的女兒小怡(化名)在接種乙型腦炎減毒活疫苗后患上重癥病毒性腦炎，被鑒定為一級傷殘。在尋求法律援助的過程中，梁永立與余同安相識。

2007年4月，在公益律師唐荊陵的幫助下，余同安等人成功在新會區人民法院立案。2008年11月，法院一審判決武漢生物制品研究所一次性補償人民幣6萬元，江門市新會區古井鎮衛生院一次性補償人民幣2萬元給小輝，小怡也獲得8萬元的賠償。余和梁不接受這一判決，又上訴至江門市中院。2009年10月，江門市中院二審判決小輝和小怡分別獲賠12萬元和16萬元。

為進一步呼吁全社會關注疫苗安全，2008年12月，余同安在網易創建了博客“一針疫苗，毀了這些孩子一生的幸福”，卻沒想到，這個小小的博客，竟然吸引了遠在山西的易文龍的注意。

“易文龍給我打來了電話。”余同安回憶說，此后他們就時常聯系，談孩子的病情，治療的進展，交流哪里有好的藥賣等信息。

2009年夏末，易文龍和余同安通過電話相約赴京。余在網上發布留言，得到了更多疫苗受害者家庭的響應。

2009年9月9日，當易文龍應約來到北京時，他驚異地發現，原來，不僅僅是在山西，全國多個地方都出現了注射疫苗后產生不良反應的案例。山東、甘肅、遼寧、河南、河北、江蘇、廣東……來自不同省份的34位患兒家長抱著相同的愿望，聚首在國家衛生部的大門前。

“那一刻，我才知道疫苗安全問題已不僅僅存在于山西省內。”回家后，易文龍組建了一個名為“疫苗與家庭”的QQ群，供全國各地的疫苗受害者家庭進行溝通。

但是，像易文龍一樣有較好經濟基礎的家庭并不多，有時家長們只能在網吧上網，所以更多時候，他們通過電話，相互慰藉，相互取暖。而易文龍也說不清楚，還有多少受害者家庭因為太窮或是知識水平太低等原因而沒有站出來。

司法救濟的希望

維權的路如此漫長，易文龍、王明亮、陳濤安、余同安等人，在希望與失望間徘徊，心力交瘁。

然而，轉機不期而至。

2010年3月17日，《中國經濟時報》的系列報道《山西疫苗亂象調查》一文，不僅讓山西黑疫苗事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也讓易文龍等重新看到了希望。

“我們覺得必須要為他們做些什么。”3月24日，北京瑞風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方平和首信律師事務所律師楊學林就“山西疫苗事件”向山西省政府及省人大常委會出具了一份法律意見書，要求上述兩機關在處理“山西疫苗事件”時保障受害人訴權、立即刑事立案偵查、限制相關責任人出境、啟動人大質詢程序。隨后，二人又表示，愿向山西疫苗受害者家庭提供法律援助。

“在中國，雖然各地都有法律援助中心，但由于當地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較為敏感的案件通常無法得到很好的司法救助。”李方平和楊學林表示，就個人維權的案例來看，九成以上的法律援助均來自異地。

在最近一次進京時，王明亮已與楊學林會面，初步表示希望得到相關法律援助。但由于種種原因，王明亮尚無法簽署相關法律委托授權書。

北京之外，更多的人也在響應。

在公共衛生工作者萬延海的召集下，中國病人權利項目組聘請了江蘇著名衛生法學教授張贊寧律師、廣西的李仁兵律師、廣東的卓小勤律師等人成立了“山西疫苗問題”法律研究團，接受受害者的法律咨詢并進行法律援助。

“這關鍵是一個是否尊重病人及醫療保健服務消費者的問題。”萬延海向記者舉了個例子，“拿中華醫學會的網站和世界醫學會的網站一對比，前者都在說醫藥新科技、新產品，后者則大篇幅地說醫學倫理、保護病人合法權益。”萬延海的觀點得到了多位法律界、衛生界人士的贊同。而余同安也已做出了相關的具體行動。

“我不反對給孩子接種疫苗，即使是臨床廣泛使用的疫苗，接種后將引發受眾個體產生何種已知或未知的風險，還不能完全為人類所掌握和避免。盡管異常反應極為少數，但后果極其嚴重，所以國家應當為受到傷害的孩子建立保障機制。”今年1月18日，余同安在網絡上發表了《呼吁建立“疫苗傷害保障救濟機制”的倡議書》，希望國家能夠建立相關的司法救濟制度，做到“前期補償、后期保障”

這份倡議書甚至吸引了決策層的注意。3月25日下午，自稱是國家信訪局分管衛生口的趙女士打電話給余同安，表示已看到倡議書的內容。她建議余同安將倡議書中關于如何建立保險救濟金的意見說得更具體一些，并希望能把倡議書的字號調大一些，打印出來寄回信訪局，“因為我們打算送給溫家寶和李克強等同志看”

說起這些時，余同安顯得很激動，“這么多年努力終于有些成效了！”得知這一消息后，余同安的患難之交易文龍也高興得手舞足蹈。

“下一步，我們計劃在北京召集全國各地的受害者家長，繼續向衛生部、國家信訪局上訪，還可能開一個新聞發布會！”易文龍搓了搓雙手，說，要把好消息傳達給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