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想說愛你不容易

2010年04月03日 05:10
來源：中國證券報－中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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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買房結婚”不僅是中國年輕人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同樣也困擾著世界各國的年輕人

□本報記者陳聽雨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由于收入與房價的客觀差距，實力與欲望的巨大懸殊，同齡人不同生存狀況的天壤之別，“買房結婚”不僅是中國年輕人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同樣也困擾著世界各國的年輕人。

居住方式各異

在歐洲一些國家，孩子成年了，有穩定的工作，有的還成了家，但還和父母住在一起，這種現象在比利時、西班牙、意大利不難覓到。西班牙的巴塞羅那，市中心住房每平米售價6000歐元左右，一套100平米的房子要60萬歐元，相當一個年輕人年收入的30多倍，初出茅廬的年輕人買房只是個夢。

美國是崇尚自由的國家，但年輕人和父母居住已不足為奇。受金融危機影響， 18歲至29歲的年輕人中約有20%的人沒有穩定職業，加之學費上漲，美國80后一代背負的債務比父輩多，沉重的經濟負擔使年輕人無力獨居。

韓國年輕人結婚后仍住父母家的“袋鼠族”逐年增加。首都首爾有1000多萬人口，面積狹小寸土寸金，一套100平米的房子近10億韓元，這對平均月收入322萬韓元的普通家庭無異于天價，一個公務員買一套住宅需要工作15-18年。

除了和父母“蝸居”，發達國家也不乏形形色色的租房人。年輕人選擇租房最多的是德國。德國不像其他西方國家把“租房人等同于“貧窮”，政府總理默克爾還在博物館島對面租了一套公寓。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表明，有77%的年輕人的家庭是“租房族”。多年來，德國政府對自有房產采用重稅手段壓縮炒房者利潤，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買房消費，相比高額的房產稅負，低廉的房租使不少年輕人選擇租房。

美國年輕人租房理由很簡單。美國大學不要求學生一定住在學校里，校外租房比住校便宜，一些大學生養成了租房習慣，畢業后也不愿回父母家居住。經濟不寬裕又想追求自由，年輕人選擇幾個人合租的情況在美國比比皆是。

日本年輕人租房較普遍。日本的大公司或政府機關一般會為內部職員提供“社員寮”的住宿設施，屬集體福利，沒有“寮”的年輕人也有自己租房居住的。金融危機以來日本失業率高居不下，一種名為膠囊酒店(Shinjuku)的設施成了一些 “上京族”(來自東京以外)的租住選擇。膠囊酒店是上世紀70年代末日本泡沫經濟的產物，酒店的立體箱比棺材略大，長2米、高1米、寬1米長條形太空艙式設計，人鉆進去只能睡臥，被形象地稱為“膠囊酒店一些年輕人在膠囊酒店居住長達數周、數月，甚至長期租住。

當然，除了選擇租房居住或與父母“蝸居”外，發達國家的一些年輕人(有的已不再年輕)有不少人圓了自己的購房夢。據相關統計，國外城市居民擁有房屋產權比率最高的是英國，為70%，美國68%，歐洲其他國家在30%到50%之間。

據美國勞工統計局調查報告，美國52%的首次購房者年齡超過30歲。美國住房貸款很發達，全美有70%的房屋是貸款購買，其中大約40%是零首付。金融危機爆發后，年輕一代面臨失業困擾和還債期延長的窘境，約有10%的年輕人買房時被銀行拒貸，“擁有自己的房子”對于80后的一些人來說已經變得“夢難圓”

德國初次購房或建房者的平均年齡高達42歲。有了一定積蓄，超過一半的德國年輕人希望擁有自己的房屋，他們選擇自己建房或者購房，政府會按建房者或購房者的收入為其提供相應補貼。

比利時等一些歐洲國家的年輕人，大約在35歲以后才能積蓄起買房貸款的資本(有儲蓄才給放貸)，日本年輕人艱苦奮斗10年左右基本能攢齊購房的首付。

購房心態不同

2005年以來莫斯科房價漲幅驚人，如今每平米平均已達3600美元，高昂的房價讓很多年輕人承擔不起。35歲的沙沙10年前在莫斯科不太好的地段買了一間只有9平方米的小房子居住，當時每平米100多美元，現在每平米已經漲到2000多美元，量力而行的選擇使沙沙在安居的同時體會到了資產升值的快樂。

都說日本人愛住小房子，其實不是“愛住小是買不起。日本年輕人獨立意識較強，結婚后一般不依賴父母，購房更不會向父母要錢。在日本，用父母的資金購房手續繁雜，還要交“贈予稅”，年輕人會盡量避免。

美國新一代年輕人生長在經濟最繁榮的年代，他們對生活標準期望值很高。據美國在線雜志報道，現年29歲的詹尼菲爾與丈夫買了一套兩居室的公寓，但她還是希望能有再大一些的房子再考慮懷孕生子，對生過得好”有過分期待。

完善公共住房制度

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是世界性的問題，一些發達國家經過多年探索，建立了相對成熟的公共住房制度。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在英國的住宅體系中，公共住房分為三類，一是廉租房，即向低收入居民提供低租金住房。二是折價房，由政府資助建設，以低于市場價格出售給符合條件的家庭。三是共享產權房，購買者購買并享有住宅部分產權，住房協會擁有剩余產權，購房者向住房協會支付剩余產權的租金。目前英國有近70%的居民擁有住房產權，另外30%的居民租房，其中20%從當地政府租賃公有住房、10%租住私人房屋。

德國政府對低收入群體住房有各種補貼和福利政策。按照德國《住宅建設法》規定，“社會住房”專供低收入者租住。德國普遍成立了住宅互助儲金信貸社，社內的存貸利率采取長期低存貸固定利率。德國政府根據需要向住宅互助儲金信貸社發放無息建房貸款，額度通常占建房費用的60%一70%，貸款期限一般在20年左右，充分體現了住房由國家、集體、個人三方共同負擔的原則。

　新加坡實行“居者有其屋”政策時，土地價格倒過來計算。即先按家庭收入把居民能承受的房屋價格算出來(比如普通家庭4～6年的收入總和)，從中扣除建筑成本和房地產商的利潤(非暴利)，剩下的即是土地價格。政府賣土地、房地產商蓋房都沒有暴利，這一政策惠及了85%的新加坡居民。

另外，一些國家政府對房產采用高稅負政策抑制投資性消費，也是可借鑒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