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鼠或導致基金又一輪離職潮

2010年04月06日 13:56
來源：理財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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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慶匯

最近下發的《基金從業人員親屬股票投資報備管理的指導意見》將監管范圍擴大到基金公司全體員工以及其親屬，這一規定很可能引發基金行業又一輪離職潮。

一場異常嚴厲的打擊基金“老鼠倉”行動拉開帷幕，引起基金從業人員一片嘩然。風暴的中心是最近下發的《基金從業人員親屬股票投資報備管理的指導意見》，其中將監管范圍擴大到基金公司全體員工以及其親屬，并且要求基金從業人員親屬需要在公司指定的券商、期貨公司開立賬戶，并且申報賬戶信息，同時其親屬買賣股票和衍生品前應向公司申報，經批準后才可進行買賣。

這一旨在遏制“老鼠倉”的規定，盡管出發點非常正義，但在基金從業人員看來已經有些“矯枉過正”的意味。有基金經理直言，這種做法首先假定基金從業人員全是“壞人”，跨越了正常監管的范圍，若正式實行，必然會引發新一輪基金經理離職潮。

更有人直言，基金行業面臨監管和激勵的嚴重失衡，“如果說合理的監管和合理的激勵制度是一桿秤的兩端，那么我們需要的是平衡，這恐怕也是最終符合投資者利益的選項。

“我們是罪犯？”

在這次《指導意見》中涉及幾個敏感問題，引起頗多爭論和抵觸。

其一是基金從業人員的直系親屬，到底包括多大范圍，父母，子女，配偶，是不是還包括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和配偶的兄弟姐妹？直系親屬的范圍究竟有多大？如果關系不佳的親屬，是不是也要求去公司指定的券商開立交易賬戶呢?如果親屬對此不配合呢？

其二，要求從業人員和其親屬在買賣股票及衍生品前向公司申報，經過公司審查后方可在批準日當天進行買賣。那么到底基金公司應該按照怎樣的標準進行批復？是不是如果和公司持有的股票沖突了，這只股票就不能批準呢？公司批復的周期是多久？如果周期過久，錯過了買入或者賣出的時間，那如何是好？同時也有人提出，因為子女或者親戚在基金公司從業，自己就受到非同尋常的監管，這種要求是不是已經超出了公民正常的義務范疇。

其三，規定中提到，基金公司相關制度和程序不完善的，證監會將視情節依法對公司及董事長、總經理采取相應行政監管措施，責任“連帶”。對于這一點，也有不少公司高管私下向記者表示，“相當模糊，而且難以理解。

上海某基金公司一位高管對這一規定充滿了疑惑，“到底什么是‘老鼠倉’？如果類似招商銀行，工商銀行，中石化這樣的股票跌到合理區域，我們公司的基金在買，而公司員工的親屬也想買，這算不算‘老鼠倉’？這樣的情況，如果員工親屬提出申報，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同意呢？”

更重要的問題是，基金公司是否有權利要求非本公司員工提出買入股票申請。一位海歸派人士向記者表示，“在美國，或者在中國香港地區的時候，通常會要求從業人員進行股票投資報備，而不是事前審批，而且也不會涉及這么多親屬。一般只有發現可疑的時候，才會通過行政或者司法手段調查從業人員親屬。

該人士認為，目前的這種監管方式，超越了國際通行的基本框架，而且在一開始就已經把基金從業人員當作罪犯一般對待，“這就好比你認為每個進超市的人都有偷東西的嫌疑，所以要求顧客出門的時候檢查背包，有點被侮辱的感覺。難道我們都是罪犯？”

由此還派生了另一個問題，直系親屬是不是有合作的義務。一位證券業務律師認為，父母、配偶、子女的財產畢竟不能簡單地視同基金從業人員本人可支配的財產，就此而言，這種監管的跨越值得商榷。　

或再現離職潮

近幾年來，基金投研人員“老鼠倉”事件常有曝光，為了防范道德風險，各家基金公司也普遍進行了制度改革。

據記者了解，有些公司實際上已經部分實行了《意見》中的要求，比如向公司報備本人以及直系親屬的賬戶。但由于沒有監管文件的明確約束，各家公司管理的松緊程度也有所不一。比如有些公司僅對員工配偶賬戶要求申報，有些則要求父母以及配偶的父母。但通常只要求上報賬戶，對投資交易申報管理并沒有特別規定。

而《意見》顯然是把監管的程度和范圍，進一步明確和規范了，涉及范圍和嚴厲程度均是空前。此消息一出，既有大量業內人士認為，下一波基金經理離職潮或即將來到。甚至有不少人表示“不想干了，打算去私募”

一位此前由公募轉向私募的基金經理坦言，對那些具有市場號召力的基金經理來說，繼續留在公募基金賣命無疑是收益和成本不成比例的選擇，這也是促使他轉投私募的重要原因。 “做私募收入比在公募高很多，氛圍更為寬松自由，如果再有這樣缺乏人性化的監管行為，我找不到讓這些有能力的人繼續堅守在公募基金的理由。”該私募人士表示。

對于這一次相對激烈的監管方針，很多老基金從業人員表現得憂心忡忡。一位資深的基金公司高管談及此事時表示，“其實很多投研人員，過去都是因為愛好炒股并且小有所成，才加入這一行業，對很多人來說炒股票像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一種興趣，用一種一刀切的方式禁止從業人員買股票，現在還從某種程度上限制其親屬的炒股行為，失的是人心。我覺得我們這個行業快要被邊緣化了。

但另一方面基金業內人士普遍認為，“監管確實相當必要，但是不是可以從比較人性化的角度出發呢？不管從什么角度來看，要求親友申報炒股，等待批準，都似乎粗暴了一些。

“只監管基金？”

在股票的利益鏈條上，基金實際處于最下游，而把握巨大利益閥門的券商、還有如證監會之類的監管部門相關人員，則應該如何監管呢？這也是很多基金業內人士的疑問。

“券商作為賣方，掌握大量一手信息。對很多券商從業人員來說，其盈利模式也是眾所皆知，他們往往在自己買入股票以后，向基金公司推介，基金其實已經在利益鏈條的最末端了。”該人士表示，“那么這些人是不是需要報備呢？是不是需要把親屬賬戶也納入監管呢？”

“過去基金公司主要的投研力量都來自券商。幾類主要的金融機構包括基金、券商。保險等等，之間的人員流動通道是暢通的。在2006到2007兩年間，亦有大量券商、保險人員跳槽去基金公司。但是現在情況發生了逆轉，愿意從其他金融機構來基金的人越來越少，甚至出現了比較多的‘倒流’現象。這和監管的矯枉過正有很直接關系。

“基金是一種涉及公眾的產品，被監管層密切注意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我們都希望是適度的監管，并且是在尊重人才的基礎上做合理的監管，畢竟對基金公司也好對投資者也好，都希望這個行業能健康發展，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我想說的是，難道優秀人才的流失，對投資者利益不是一種損害嗎？我認為我們還是應該辯證地看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