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庫研究員張永軍：人民幣未偏離均衡水平不需要升值

2010年04月21日 10:25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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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永軍

鳳凰網財經訊 2010年4月21日，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簡稱CCIEE)主辦的第九期“經濟每月談”活動在北京舉行，本期的主題是“2010年一季度經濟形勢分析暨研究成果發布”。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永軍表示，人民幣匯率并未明顯偏離合理的均衡水平。

以下是張永軍發言實錄：

張永軍：大家上午好，非常榮幸有機會在這里代表我們國經中心研究團隊介紹關于人民幣問題研究的一些新的成果。這里面有我們所有的研究人員包括鄭主任的研究成果，在這里我作為一個代表，向大家做一個介紹。

張永軍：在這里我把我們系列的研究成果綜合了一下，分成這樣幾個方面來介紹。最近國際上尤其是美國，各個方面對中國人民幣匯率頻繁施壓，盡管提到的各種口徑不是很統一，但是比較核心的一個觀點，要求人民幣升值，主要理由是因為現在人民幣經常項目存在比較大的順差，尤其是前兩年順差規模比較大，危機之后實際上已經有所調整了。另外一點，為什么美國給我們的壓力比較大，因為我們中國對美國的順規模是比較大的。但是比我們認為他們施壓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在這里我們做一個介紹。

第二點，因為最近無論是美國的國會議員，甚至包括一些知名學者，他們在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時候，一個非常重要的依據，就是美國的彼得森國際研究所，大家有一個報告，他們是根據叫基本均衡固定模型，估算人民幣的均衡水平，根據他們這個報告，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我們把他們模型的缺陷提出來，供大家討論。

第三點，我們在討論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模型的基礎上，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來看，從歷史經驗來看，從各國的經驗來看，匯率都要適合一國的發展水平、發展階段的。

第四階段，專門介紹一下八十年代后期，日本、德國主要西方國家當時匯率升值的一些情況，他們升值的一些經驗和教訓。

第五點，介紹一下我們關于人民幣匯率的基本估計，它是否偏離了合理均衡水平，我們有一個判斷。

最后一點，目前情況下，如果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話，有哪些不利影響。

一、經常項目順差是國際社會施壓人民幣升值的依據

應該說這個理由是不充分的，比如說美國130議員聯名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美聯儲主席在參政兩院經濟聯席會議上做證詞的時候也提到人民幣匯率升值，在媒體上影響比較大的，像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格曼講到人民幣需要升值等等觀點。在這里，就像我剛才講到的，一個主要的根據，就是現在中國經常項目存在順差，尤其是中國對美國經常項目順差規模比較大，占GDP比較高，占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比重也很高，這就是一個依據。但是我們在這里要講的是，從開放的宏觀經濟學，或者一般的貿易理論來講，我們都能看到，影響國際貿易的因素不僅僅是匯率，影響因素應該說很復雜。一般宏觀經濟學教材上我們能看到，影響雙邊貿易平衡狀況的，有雙方國內的需求，另外有經濟結構，匯率當然是其中一個影響因素，但是在不同的國家，它的匯率影響程度的大小是不一樣的，因此單純依靠調整匯率來消除雙邊的貿易不平衡，實際上很難做到，而且效果未必是很好的。

從理論角度是這樣，從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經驗也能證明，單純靠匯率升值是不能消除雙邊不平衡的。最近媒體上包括很多研究機構都講得比較多了，關于八十年代后期，像當時日元、德國馬克對美元升值幅度都在一倍左右，但是這種情況下，并沒有使日本和德國對美國的經常項目順差消除。像德國的貿易順差，當時在馬克升值將近一倍的情況下，反而占經濟比重是明顯上升了，這種情況是一個例證。在這里，我還可以講一個例子，比如說歐元區二十多個國家實行統一匯率，當然由于各國價格水平的差異，會造成各國實際匯率是有所差異的，但是不管怎么講，在這種情況下，歐元區二十多個國家實我們看他們經常項目平衡狀況，占GDP的比重情況是千差萬別的，比如說順差比較大的德國、盧森堡、荷蘭等等國家，順差都在10%甚至10%以上；但是逆差比較多的，像西班牙、希臘，包括葡萄牙等等國家，他們經常項目的逆差占GDP的比重要超過10%。作為實行同樣貨幣的國家，經常項目的平衡狀況差異如此之大，顯然可以說明，匯率盡管是一個影響因素，但是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影響因素。

從中國目前經常項目順差的情況來看，我們的經常項目順差受到的影響因素當然非常多，這里面有國際經濟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國際分工的原因。比如說現在我們對周邊的日本、韓國，包括我們國家的臺灣省這樣的經濟體，我們是逆差，但是他們過去對美國的這些順差轉到我們這邊來了。另外跟中國的發展階段有關系，我們在這個階段可能儲蓄率比較高，也可能造成順差比較大，另外跟我們的要素結構有關系，比如說我們的勞動力比較充裕，我們適合發展加工貿易，加工貿易項下的順差造成我們比較大順差的原因。這里面還有產業結構的原因。前不久人民大學一個課題曾經分析過歐洲和美國的產業結構，供給結構和產業結構兩方面的差異能看得出來，這些國家出現逆差是必然的，他們商品需求結構里占GDP比重比較高，明顯高于他們國家商品生產一部分占GDP的比例，這樣在商品領域必然出現逆差的結果。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覺得，無論是美國的還是其他研究機構的，他們把順差作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一個理由，我覺得不是很充分。

二、彼得森研究所均衡匯率模型內容、影響和問題

彼得森的模型傳播范圍比較廣，而且影響比較大，這個研究所的研究員威廉姆森、克萊，還有原來的勃爾德斯坦等這些經濟學家，包括他們所長弗克森，還有在中國比較有名的拉迪，他們經常到美國參政兩院作證，對美國對外政策上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他們通過模型計算，認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被低估了41%，再加上這樣的數字被美國的議員引用，被諾貝爾得主克魯格德曼引用，在全球造成的影響就很大，給我們人民幣升值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還引用了其他一些智庫的結論。彼得森研究所的報告份量比較重，引用的次數比較多，對政策的影響也比較大。

在這里面，彼得森研究所的模型最基本的一個思想，是通過有效匯率的變動，再加上匯率變動之后影響到出口產品雙方貿易價格的變動，進而造成了一個國家如果匯率升值的話，出口會發生變動，匯率變動通過價格傳導出口，有一個彈性，會造成經常項目差額有一個變動，占GDP的比重有一個變化。因此，他們認為，通過匯率的調整，在他們的模型里，就是通過匯率的調整，來達到各國所謂內外的同時均衡，他們經常項目的差額占GDP的比重在負的3%和正的3%之間。當然，其實美國這種選擇，它也知道它的這種設定不是很合理，有的很難實現，比如說在設定負的3%到正的3%的范圍的時候，石油輸出國就要求他有順差，因為他們對美國是大量的石油出口，這時候要求逆差，顯然是無法實現的。另外，出口價格彈性就是根據出口價格之間的關系，而且認為匯率的變動完全傳到價格上，這種說法也是不合理的。

模型的五大問題：

問題一：將經常項目賬戶均衡作為匯率調整的唯一目標。

問題二：各國經常賬戶均衡目標設置缺乏依據。

問題三：出口價格彈性僅考慮匯率因素，沒有考慮國內生產成本、產品競爭力等因素。

問題四：存在匯率變動只影響出口額，不影響進口額的不合理假設。

問題五：出口價格彈性取值程式化、簡單化，僅與出口比例有關。

這樣比較粗糙地估計人民幣匯率水平的結果，竟然都被美國的國會譯員甚至像諾貝爾獎得主這樣大牌的經濟學家引用，向人民幣匯率施壓，是非常缺乏經濟分析基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