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信用評級話語權是戰略目標

2010年05月14日 22:16
來源：華夏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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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商灝北京報道

“在國際市場上，如果評級機構為某個國家所擁有或操縱，必定關乎巨大的國家經濟利益。歐盟提出建立自己的評級機構，將打破美國在相關方面的壟斷地位。這對中國而言，當然是一個具有積極意義的機會。在中國經濟強勁增長、國際地位大幅提高，并大有與美國、歐盟成三級鼎立之勢的同時，中國內地的評級行業也有很快速的發展，為參與國際競爭作好了前期準備。在此充分必要前提下，政府有關方面應利用好這個契機，努力促成之。

近期愈演愈烈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引發金融市場動蕩，也讓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受到的批評聲音日漸高漲，歐盟國家已開始對只有標普、穆迪、惠譽這三家美國公司主導全球評級服務行業感到不滿，業界也不乏要求改革評級機構的呼吁。很明顯，國際信用評級權與金融定價權之間關系的密不可分，對國家核心利益影響的舉足輕重，已受到空前關注。國際輿論業已認識到，現在除了在全球范圍內加強合作與監管，加快改革之外，還須重建體系。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最近發表一篇非常引人注目的文章說，中國要有自己的金融裁判。郭教授的觀點其實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即中國能否抓住當前有利時機，積極突破各種阻礙，取得國際信用評級的話語權。《華夏時報》記者因此特別邀請他就這一問題作深入探討與闡述。

應從國家層面推動

內地評級機構走出去

《華夏時報》：歐盟4月30日已宣布建立自己的信用評級機構，有分析認為此舉標志著長期由美國掌控國際評級話語權的格局將發生改變，并可能由此引發國際政治經濟的變局。您認為這對中國具有怎樣的意義？

郭田勇：信用評級機構從表面上看是一種商業性公司，需要依靠市場競爭來擴大自身影響力，但仔細分析卻也未必盡然。特別在國際市場上，如果評級機構為某個國家所擁有或操縱，必定關乎巨大的國家經濟利益。歐盟提出建立自己的評級機構，將打破美國在相關方面的壟斷地位。這對中國而言，當然是一個具有積極意義的機會。在中國經濟強勁增長、國際地位大幅提高，并大有與美國、歐盟成三極鼎立之勢的同時，中國內地的評級行業也有很快速的發展，為參與國際競爭作好了前期準備。在此充分必要前提下，政府有關方面應利用好這個契機，努力促成之。

《華夏時報》：眾所周知美國是世界最大債務國，但其一直長期壟斷國際評級話語權，左右國際信用關系，保持其最大國際信用資源占有國的地位，從而保持有利于自身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在您看來，中國作為全球最大債權國，卻為什么一直不具有國際評級話語權？

郭田勇：這應與中國經濟長期以來處于發展中國家水平有密切關聯。中國經濟實力與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雖然在不斷縮小，但中國金融類行業與美國等國家的差距過去一直很大。而信用評級行業一般認為屬于復雜性的知識類行業，中國國內雖然已有一些信用評級公司，但從國際信用評級行業角度看，還長期處于小打小鬧的狀態。本次美國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的種種驚人現實，已經讓中國內地官方和社會各界更多地認識到國際信用評級對于國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性，觀念上有了巨大改變。所以，長期來看，從維護國家利益角度考慮，內地信用評級行業應該會有大的進步和變化。

《華夏時報》：目前中國爭取國際評級話語權遇到難得機會，但從大公國際試圖進入美國市場的努力最近被美國證交會拒絕這一現象來看，要獲取國際資本市場話語權，中國是否尚須更多艱難努力？

郭田勇：要獲取國際資本市場話語權，中國內地面臨的一個首要問題是，其市場經濟地位并未得到歐美發達國家的認可。也正因此問題，中國內地信用評級機構評級的客觀性以及評級操作的業務能力也受到懷疑。盡管如此，我們當然仍必須要進入到國際市場中去。但就像內地銀行業試圖進入海外市場擴張一樣，由于其金融服務過去以傳統業務為主，金融產品也以一些基礎類產品為主，從而限制了其在海外市場的擴張力。國際評級公司的業務卻是以大量衍生金融產品為主，中國內地公司從事這類業務比較少。毫無疑問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但我認為，所謂高端類金融業務做得比較少也未必完全是個劣勢，反倒做多了恐怕容易爆發出問題。我們已經看到，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在衍生金融產品上正因參與過多導致出現問題使自身公信力受到質疑。

我們也的確不能不承認，內地信用評級機構在評級方法、手段等方面技術能力與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比較要相對弱一些，然而目前中國國力和經濟基礎已經可以支持國內信用評級機構國際化，推動國內評級公司在國際上擁有一席之地。但從發達國家態度上看，相關阻力還比較大。

因此，我認為這個問題政府層面應該通過重要國際會議和國際談判加以協調來推動解決。當中國內地評級機構進入國際市場之后，可能未必要像國際幾大評級機構那樣從事復雜的金融衍生品業務，但卻有可能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其評級結果也應具有很重要的國際影響力和很重要的參考價值。總而言之，只要能真正走出去，中國評級機構在國際上應有相當大潛在市場。反過來看，走出去對內地評級行業水平提升也是個推動。

中美之間須確立評級

市場“對等開放”原則

《華夏時報》：目前，如何培育中國自主的、具有國際資本市場話語權的信用評級機構已是當務之急。但有官方說法是，自2006年以來，美國三大評級機構通過股權收購或技術合作直接或間接控制了中資評級機構，目前已經占據了中國2/3的評級市場。這是否意味著美國已控制著中國的評級機構并掌握了中國資本市場定價權？也意味著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對于美國的聲音有著危險的依賴？而危局應如何打破？您又如何看待內地評級公司與穆迪等合作的前景？

郭田勇：我認為這種合作首先還是有益于幫助提升內地評級機構水平。就像銀行業過去引進戰略投資者一樣，回過頭去觀察便可看到，對我們的發展確實是有幫助。但合作中確實也要把握一個度的平衡問題，所涉及的可能包括所占股份多少等問題。而只要政府相關政策法規合理，內地中資評級機構恐怕不至于會被合作方外資評級機構所完全控制。政府政策也應鼓勵和引導那些外資背景比較少的評級公司，給予他們更好的發展空間。而政府恐已警醒認識到，不應把評級行業當做一般商業行業來看待，從而可能會制定出一些更有利于內地評級公司發展的政策法規，以防止其被外資機構所控制。如果已形成內地主要評級機構被外資控制的狀況，政府應會采取有效對策。

《華夏時報》：有消息說，中國將把其評級機構進入美國評級市場提升到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層面，堅持“對等開放”原則，要求美國對中國評級機構開放市場。您認為距離實現這一目標還有多遠？

郭田勇：中國政府對于這個問題的態度應可向美方明確提出。但如果要求美國真正對中國開放評級市場，也許還應參照一下內地商業銀行進入美國市場的過程。無論是中行、建行、工行還是招行等，舉凡中資銀行到美國設立分行，無不經歷了一個漫長等待的時期。當然過去內地政府在這方面的推動也相對較少一些，更多還是主張所謂以學習為主。如果老師出問題了，學生可能就不知該怎么辦了。但現在雙方地位可能更對等一些。在這種情勢下，在歐盟要求建立自己的評級機構，國際經濟政治格局面臨重大變化的時刻，有利于中國評級公司進入美國市場獲得官方的及時推動。考慮到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美方要求和希望中國做的事情比較多，在中美談判時中方要求對等開放評級市場，是很現實的，其前景我認為應該是樂觀的。

《華夏時報》：從技術角度看，中國參與國際信用評級體系重建，在評級理論、技術角評級收費模式和監管模式等層面上，有怎樣必須突破的瓶頸？

郭田勇：據我對內地評級公司一定程度的了解，他們在評級的方法和手段上，往往有一些主觀性比較強的現象。因此在能否遵守《經濟法》的問題上，未來需要加以警惕和嚴格規范。而與外資評級機構合作的目的，也多在于此。我想，內地一些評級機構，還應該利用好政府支持的契機，使評級水平獲得很大提升。

中國特色國際信用評級

要爭取發展中國家支持

《華夏時報》：您如何理解官方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信用評級體系”這個概念？目前國內五大評級公司當中，只有大公國際一家公司沒有外資進入。在官方提出的這個信用評級體系中，包括大公國際在內的內地五大評級公司未來可能分別發揮怎樣的作用？

郭田勇：信用評級本身具有自主性質，評級公司需要對某個經濟體或經濟行為的信用作出獨立性判斷。其關鍵是要保持對信用判斷的獨立性和客觀性，這應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評級原則。而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信用評級體系”，其最重要的內涵可能是，第一，作為發展中大國的評級公司，其評級業務范圍應和自己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和水平相適應，恐怕未必要進入復雜的金融衍生品業務中去，而是更強調評級業務為實體經濟服務。第二，這可能會使走上國際評級市場的中國評級公司得到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大力支持。

我們當然很希望那些在本土獨立成長起來的評級公司，能夠在國際評級市場逐步取得重要地位。但那些即便有外資背景的本土評級公司，也要客觀待之。而不能因為其有一點外資成分，就認為是被外資控制了，就不是本土公司了。這正如我們不能因為有些中資銀行有外資股份，就認為這些銀行已被外資所控制一樣。不過，在信用評級這樣高端復雜的行業，那些沒有外資背景，又能夠獨立闖蕩而成長良好，評級水平比較高、影響力比較大的本土評級公司，應該很難得，政府應看到這一點，并給予其更好的政策支持。這一點非常重要。這樣的公司應當也渴望政府給予公正對待和大力支持。

而在對于國際金融危機的種種反思中，有一種觀念已日漸清晰，那就是政府對待信用評級公司不能再崇洋媚外。

《華夏時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最近提出，應“支持我國評級機構發布國家信用評級結果特別是對美國的評級結果，這樣既可以揭示美國的債務風險，也可以此揭露美國強壓人民幣升值以輸出債務危機的圖謀”。您覺得美國人會害怕中國人發布的評級結果嗎？

郭田勇：美國人害怕與否關鍵還要看中國人的評級結果的客觀性，及其在國際上有多大影響力。但這件事情卻是很值得做的。可能一開始，來自于中國的聲音還比較微弱。但只要站在客觀公正立場上做這件事情，中國機構的評級結果就會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美國人也就會越來越把中國人的評級結果當回事。

《華夏時報》：包括您在內的一些學者建議聯合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和國際上各種的監管部門，控制和抑制已經暴露出問題的美國信用評級結構的“話語權”。但這有可能做到嗎？

郭田勇：本次金融危機證明，單一的壟斷的信用評級肯定要出問題。而當公司的商業利益與國家利益糾結在一起，就很有可能要犧牲掉投資者利益。但當信用評級話語權分散的時候，那些能夠給出公正客觀評級結果的公司，才能夠長期站穩于市場。

《華夏時報》：請您預測一下，當國際信用評級市場格局正開始發生變化之時，內地在支持本土評級公司進入國際市場的問題上，是否很快會有一些特別引人注目的舉措，或很快制定出十分重要的政策與法律？

郭田勇：這個問題肯定會得到官方重視，短期內應會有支持本土評級機構的政策出臺。最遲下半年或明年，應會有實質性政策推出。而有了政府出面大力推動，內地評級機構或將得以很快進入國際市場。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重要契機很可能是即將舉行的本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

當然，內地也特別需要盡快出臺有關信用評級的法律法規，以迅速規范內地信用評級行業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