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耕身：宋山木案背后的企業專制

2010年05月25日 07:31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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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耕身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边@個枷鎖，也許是富士康，也許是山木教育集團。很多年之后，當人們仍有興趣研談有關今天企業與人的生存狀態之類話題，或許這兩家處于“改革開放前沿”之地的深圳的企業，是不可繞過的樣本。

5月4日，曾在山木教育集團工作過的22歲女孩羅云報警稱，其5月3日晚被山木教育集團原總裁宋山木帶到深圳羅湖區松泉公寓，遭受威脅并拍下裸照，身處經期仍被強奸。隨即，更多的“羅云報從陰影處站了出來，山木集團的黑幕徐徐拉開。

隨著媒體報道的深入，這場無聲無息地持續了10年的“性侵門”背后一種隱蔽的秩序，開始展示在公眾面前。在騰訊網制作的專題中，編輯用這樣幾個層面來予以解讀：集團內部對山木無以復加的個人崇拜、山木集團意在消滅個性的儀式、以山木基本法為主的軍事化管理、對員工全面的身體控制以及宋山木本人的“教主”心態等。

列寧說過：“神的觀念永遠是奴隸狀況(最壞的、沒有出路的奴隸狀況)的觀念。”極權主義的特征，從來不是一群小白兔偶遇一只大灰狼，而是一只大灰狼制造了一群小白兔，進而小白兔們甘愿貢奉大灰狼的故事。山木“性侵門”事件背后，正是這樣一種“公司政治”

在山木很多員工眼里，宋山木是神一般的人物，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說一不二。山木集團深圳總部越來越像一個小朝廷，流行著極端的個人崇拜，完全的人身依附，不受制約的權力肆意張揚。

山木集團的這種公司化極權主義，正是“企業專制”的深刻體現。這與歷史上絕不鮮見的那種政治或社會專制并沒有根本的區別。有學者在談論企業專制的源起之時說，企業本質上是一個限制自由的機構，尤其是隨著工業化的到來，規?；藴驶I化、工具化、日益狹窄的分工、日益嚴密的配合等等，都成為對個人自由的限制。在這種限制下，企業內的統一號令遠比民主重要得多。這或許正是富士康悲劇以及山木“性侵門”事件更深層的原因？然而它到底是文明本身不可調和的沖突，還是文明發展的悖論？

必須看到，企業從來不是民主與法治建設進程中的一塊“飛地”。人類社會的文明與理性，早已對可能存在的“企業專制”有了足夠的警惕與解決方案。那就是工會。是否有一個健全而有力的工會，曾被認為是用于鑒別是否“血汗工廠”的硬指標。同樣，這樣的一個能夠獨立于“總裁權力”之外的組織，也足以防范企業內部產生一種凌駕于法治與基本價值觀之上的極權與專制。

總是說到“工會”，實在已是一個毫無新意的論調，但我們總是在這一點上，備感黯然與無力。不論是富士康，還是山木集團，我們總是一再遺憾于企業工會組織的缺位。在富士康“六連跳”發生之時，富士康相關負責人不得不承認，工會的救助系統推廣的力度還不夠。在山木事件中，羅云這樣問記者：“像我們這樣剛出校門的女孩應該每年有幾十萬吧？你說，婦聯和團委，能不能采取措施保護我們，讓這樣的事情不再發生呢？”——她甚至提都沒有提及“工會”二字。

哪怕存在一丁點的專制與極權，則我們所有的人都不得自由，也都“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必須反思，在追求財富或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是不是全然拋棄了一些民主與法治社會應當稟持的普遍價值？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