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沖動

2010年06月12日 00:33
來源：中國經營報作者：鄧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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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企業大幅提高了一線員工的薪資水平，加上之前全國多個省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這預示著造就中國經濟奇跡的廉價勞動力時代或已終結。勞動力高成本時代的到來，將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產生怎樣的總體影響，有待觀察，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對當前正在惡化的收入分配之改善具有積極意義，或者毋寧說，勞動力的高成本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一環。

收入分配問題并不是一個新問題，但收入分配關系之惡化于今卻有愈演愈烈之勢。當前收入分配的不公主要表現在政府收入過高，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勞動所得偏低，行業收入差距懸殊等方面，由此所導致的貧富差距超出了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世界多數國家的水平，也超出了一些國際組織規定的警戒線，其后果已開始顯現，并將持續發酵。

考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非常復雜，但大致可以把它厘清為三個方面：首先是收入分配體系本身的不健全。收入分配涉及一次、二次、三次分配，每個分配層次都存在問題，如一次分配過于重視效率而忽視公平；二次分配用于政府自身消費多，用于民生少；三次分配中的慈善事業不發達等。這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直接因素。其次，經濟社會體制存在的弊端進一步惡化了收入分配的關系，擴大了收入分配差距，成為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層因素。例如，少數人，少數單位、部門或行業通過資源壟斷、行政權力、市場獨占、特殊身份等非勞動因素，占有了過多的利益。再次，粗放的發展方式、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放大了由生產力不平衡、自然資源和自然稟賦等客觀條件形成的收入差距，成為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個重要來源。

應該說，對于日益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中國政府很重視，有關部門為此正在制定一個全面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但也不可否認，收入分配不公的持續放大，某種程度也說明我們還未找出一種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辦法。本質而言，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無外乎市場和政府兩種思和辦法。上述企業加薪以及政府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就分別代表了這兩種思。就市場解決辦法來說，由于勞動力的供求關系正在逐步發生有利于勞工的變化，市場會通過自身的調節機制，在勞動和資本的分配中，向勞方傾斜。

現在爭議較大的是如何發揮政府在解決收入分配差距中的作用。這方面，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因為與我們所處的歷史階段的相似性而備受關注，并常作為中國改革收入分配的一個參照。但多數人對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有誤解，以為該計劃強調政府之責，就應該進一步加強政府的權力，甚至干預企業內部的分配事務。考察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因最為關鍵的其實有兩點，一是通過大規模投入研發，應用科技，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步實現企業發展和國民收入的增加。換言之，日本把能否提高國民收入水平放在提高勞動生產率上。這就需要政府合理把握行政干預與經濟自由度之間的平衡。二是該計劃對政府而言是考核業績的準則，對企業而言則不是指令性計劃而是指導性計劃，所以要求政府必須向企業提供良好、有效的公共服務，通過誘導、促進、推動企業發展，實現計劃目標，而不是強制企業執行政府的指令。但這兩點常為我們所忽略。

中國各級政府集中資源的能力，本就比日本大得多，因此，對我們而言，實行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不能隨意擴大政府壟斷資源之權力。我們可以像日本一樣，采取諸如充實社會資本、實行最低工資制、推行社會保障、增加農業者收入、推動中小企業發展、削減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增加教育和醫療的直接支出等措施，推動國民收入的提高；但是，為緩解企業應對勞動力的高成本而對企業帶來的沖擊，政府不但不應在現有的基礎上集中社會資源，反而要進一步放松管制，開放市場，允許民間資本進入行政壟斷的行業，在加強對自然壟斷行業收入分配進行規范的同時，打破其對生產要素的壟斷，消除不公平的交易機制，建立更加競爭性的要素市場。

總之，政府所做的主要是制定收入公平分配的基本原則、規則和制度，以及強化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等，而不能借口改善收入分配關系去逾越邊界干預企業的運營，對于有大政府情結的中國來說，這點特別需要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