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最偉大的商幫之五山東幫

2010年06月21日 20:20
來源：《錦繡》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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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450萬山東人中，誰是那最有錢的100個？

作為經濟大省的山東，在區域經濟實力日漸增強的同時，民富是必需之因，亦為必然之果。與民富一個直接相關的指數是，當地民營企業發展的如何。民企的強盛，一方面可以成就富裕的民營企業家階層，另一方面也能通過就業讓更多的人富起來。就山東而言，在名震全國的大型國有企業輩出的同時，近年來民營經濟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

單就民營企業家而言，其為整個社會做的貢獻不言而喻，民企發展壯大的過程其實就是奉獻社會的過程：只要合法經營，就得交稅，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產品出口，為國家換取外匯；招收工人，解決社會就業；應對市場競爭，產品不斷升級，滿足社會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民營企業家掌控的財富越多，也就意味著他為這個社會做出的貢獻越大，雖不能說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卻也一脈相承。

實際上，國內兩份主要的富豪榜單—胡潤百富榜和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歷年來均有多位山東人士入選。以2009年為例，包含400名富豪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今年共有16名山東企業家登榜，其中首富為排名第90位的華勤橡膠工業集團老板牛宜順，擁有59.7億元財富，最后一名為山東金升有色集團董事長王景連，排名383位，個人資產20.5億元；2009年度的胡潤百富榜上的1000名富豪中，山東老板占了50個席位，排名第一的牛宜順在胡潤榜上列在了136名，最后一個山東人是排名935位的凈雅集團董事長張永舵，擁有10億元財富。

但這顯然無法反映出山東最富有人群的真正實力。以華勤橡膠工業集團和牛宜順為例，在橡膠輪胎行業，三角、玲瓏、西水等多家企業的規模均比華勤大得多，品牌知名度也不遑多讓，亦為民營企業，其大股東的個人財富沒有理由被忽視。事實上，還有更多的富豪仍沉寂在山東這片土地上，他們的名字、他們的產業對外界來說還是一個謎，但在生活和工作中，人們正在享用著這些富豪造出來的產品，人們的消費同時也正在創造著他們快速積累的財富。

需要說明的是，本次富豪榜的編制，全部以公開發布的數據作為財富估值的依據，包括但不限于媒體報道、各類證券市場公告、各級政府或行業協會公布的信息、企業自行發布的資訊等，估值方式則綜合了眾多符合國際和行業慣例的產權估值方式。這是史上第一次專門給山東富豪進行排名的榜單。

本次公布的財富數值不是和富豪們擁有的存款現金劃等號，也不代表著他們擁有這么多錢，而是對他們所擁有各類公開資產的一個市場估值。發布機構的出發點是，通過這種方式，向以自己勞動和智慧創造財富的人們致敬，向推動中國商業進程和創造一個個鮮活商業模式的民營企業家們致敬。

魯商性格

《論語》與算盤的關系是遠在天邊，近在咫尺。在今天，縮小《論語》與算盤間的距離，依然是魯商最緊要的任務。

撰文：穆弓

日本企業家澀澤榮一被謄為“日本企業之父”、“日本企業之父”、“日本企業家澀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經濟的領路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對日本現代化進程作出了卓越貢獻。在他那本被稱為“商務圣經”的領〈論語〉與算盤》一書中，他把自己的成功經驗歸結為“《論語〉+算盤”的經營模式。

明治維新之前，在日本的統觀念中，總是把“義”與“利”對立起來，算盤是精打細算、斤斤計較的的象征，與仁義正道大相徑庭。澀澤榮一大膽挑戰這一觀念，提出了“士魂商才”之說：一個人既要有“士魂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才的才干與務實，如果偏于士魂而沒有商才，經濟上也就會招致自滅。

義與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更多的是一對矛盾結合體。孔子并無鄙視富貴的觀點，只是勸誡人們不要見利忘義，不要取不義之財。但是千百年來，義利合一、知行合一的踐行，總是難以如意。

魯商，因其地域(孔孟故里)和傳統文化的遷延，受其影響更大，他們始終在義與利的沖突中追求平衡，在義與利的辨證中尋求統一。因此，在魯商的性格中，存在著由此引發的十大矛盾，這些因素既體現了魯商的優點，也體現了魯商的缺點。

澀澤榮一說：“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也要靠算盤才能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因此，可以說《論語》與算盤的關系是遠在天邊，近在咫尺。在今天，縮小《論語》與算盤間的距離，依然是魯商最緊要的任務。 1. 天生責任感與逐利性

很多魯商，最初走上創業之路，是窮則思變，但他們的“思變，但是希望身邊所有人的改變，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一種“推己及人”的思想。這種產生于仁義思想的天生責任感，往往成為他們創業的最初動力，也使得他們在企業經營中敢擔當、重慈善，怕對不起別人，多惻隱之心；這種思想也使得他們在企業經營中容易感情用事，對用人、規則的執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等方面產生不利影響，形成對商業的逐利性的一種反作用力。 2. 故土觀念與開放性

子曰：“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這其實是一種重視故土觀念的傳統，即使出遠門，也必須有一定的去處(游必有方)，缺乏天下為家的氣概和冒險精神。事實上，清代之山東商幫主要活動區域，也僅僅是以山東輻射文化氣質相近的東北各地，而沒有像晉商、徽商一樣縱橫全國。看今日之新魯商，大部分起于本土，而非像浙商一樣遍布全球，當然，這也與山東資源豐富有關。社會的變遷正在改變新魯商的這種故土觀念，從而具備了更強的開放性和開拓精神。 3. 儒家思想與商業思維

儒家思想對齊魯社會影響深遠，崇尚功名，以出將入相為人生目的，重官輕商，或者具有濃郁的文人情緒，隨遇而安，好怨天尤人，多有懷才不遇之感，做事不夠決絕。這種文化顯然不是產生企業家的土壤。但一旦從商，則會反過來以儒家義利之辨指導商業管理，如近代魯商之大家孟洛川、新魯商之季緗綺，都因之建立起強大的企業文化。 4. 傳統與創新

魯商很多企業以高科技含量和科技創新而聞名，比如浪潮集團的孫丕恕、中創軟件的景新海，比如被譽為“中國太陽谷”的山東太陽能產業等等，但也有很多企業仍舊沿襲著傳統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三高”行業，以及類似行業的重復建設依然存在。這一方面是受到趨利性和缺乏社會責任感的驅使，一方面也受到知識層次和人才的制約。 5. 低調與高調

新魯商中鮮有“明星企業家”，卻多“隱形冠軍”。這就是低調與高調的體現。一方面低調，重埋頭苦干，遠離媒體，不喜做秀，生活簡單，不事張揚；一方面大概是受泰山文化影響，都有“唯我獨尊”的潛意識，都要憋足了勁做“老大”。最典型莫過于山東魏橋創業集團的張士平。魏橋集團被稱為世界最大的紡織企業，員工十幾萬人，土生土長于鄒平縣魏橋鎮，當年吳官正主政山東時曾說過，山東有“兩張”，東有張瑞敏，西有張士平。但就是這樣一個企業，其創始人張士平除去每年兩會時偶爾應付一下記者的圍追堵截外，幾乎從沒有接受過任何媒體的采訪。再如鄒平群星紙業的朱玉國、濟南玫德鑄造的孔祥存等很多企業家，都在某一領域做到全國老大，卻一直鮮為人知。內心高調，鍥而不舍，很值得贊賞，但這也可能是一把雙刃劍—畢竟，做好對外的功夫，對于品牌的提升無疑有益。 6. 保守與冒險

新魯商做事穩妥，從另一角度看，則顯保守，缺乏足夠的冒險精神。很多新魯商的發展，尤其是很多白手起家的草根英雄，主要受到知識結構局限和外向型思維欠缺的影響。浙江也多洗腳上岸的草根企業家，但他們的冒險精神彌補了知識結構的不足。尤其在資本時代，每當企業面臨超常規發展、跨越式發展時，魯商的這種局限性就更會凸顯。 7. 獨立性與合作意識

大概是“唯我獨尊”的潛意識使然，讓魯商很自我，自信，自以為是，更相信自己的判斷和決定。盡管魯商是公認的重義氣、重朋友，作為兩個獨立的企業單位而言是很好的合作方，但在管理中，不喜歡聽取別人意見，在團隊中缺乏合作意識。喜歡單打獨斗，不喜歡抱團。 8. 面子與規則

約翰•奈斯比特在《中國大趨勢》一書中描繪了一個有趣的場景：在美國，當公司老板訓斥自己的員工，被訓斥員工會把批評拋諸腦后，或者當做動力激勵自己拿出更出色的表現；而在中國，被訓斥員工面對批評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他需要的是維持自尊，也就是他的面子。約翰•奈斯比特認為兩種性格孰優孰劣，不好判斷。但這兩種人將在全球市場展開競爭，迄今為止有一點已經很清楚，大膽無畏者占得上風。他強調，尊敬與服從也許在生產線上是非常可貴的品質，尊敬祖先、長輩、上級和同事也是符合社會要求的品質，但是現代科技創新需要有人去質疑前人的觀點和老板的命令。論資排輩與家長制思維是中國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一流創新國家的最大障礙，或者說，中國 “創新行動”所面臨的一大挑戰就是要徹底改變犯錯誤就意味著丟面子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