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捕捉深陷“論證期”難關

2010年06月24日 00:40
來源：時代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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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世界范圍來說，碳捕捉與封存技術(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簡稱CCS)還沒有進入大規模商用的階段。目前，我們就是用科學去論證，我們到底需不需要CCS，什么時候需要大規模地進入，以及在此之前要做哪些準備。

周蒂是國際氣象組織“二氧化碳捕獲和儲存”編寫組成員，也是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員，她最近剛剛在廣東省調研完一個CCS項目，即將付諸實施。對于CCS在中國的現狀，她深感目前尚處于“論證期”，面臨諸多難題。

中國碳捕捉項目屈指可數

CCS是指捕捉收集排放源產生的二氧化碳，分離壓縮通過管道或運輸工具運至存儲地，再注入到地下鹽水層、廢棄油氣田等地質結構層或者深海海底的地質結構中。

碳捕捉的好處顯而易見，它可以吸收發電過程中近90%的污染氣體，相當于減少一百萬輛汽車的尾氣排放量。國際能源署研究亦表明，至2050年將溫室氣體濃度限制在450ppm的所有減排技術中，僅CCS就需貢獻20%。

國際上，CCS并不是低碳新秀。1975年，為了提高石油的采收率，美國利用CCS技術將二氧化碳注入地下。

歐美國家對于CCS項目一直熱情高漲。奧巴馬政府宣稱在未來十年投入4.5億美元在美國七個地區開展CCS項目試驗。歐洲在八國集團峰會上亦制訂了CCS的推廣時間表：今年至少有20座發電廠使用CCS技術，到2020年前，歐洲和美國開始推廣該技術，至2025年前推廣至全球。

中國則起步較晚。直到2006年，國家發改委推動中澳兩國合作，第一個CCS示范項目華能集團高碑店項目才落地北京，耗資2850萬元。據悉，該項目年捕獲能力為3000 噸，捕獲的二氧化碳出售給其他公司，用于工業或進一步加工用于食品生產，比如制作干冰和汽水。

就目前來看，中國的CCS項目屈指可數，同時全部集中在長江一帶。目前僅有華能集團和中電投集團建成了碳捕捉的示范項目。

華能集團除了高碑店項目，2009 年又在石洞口二廠建設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電廠CCS 工程，建成后該項目的碳捕獲能力可達到10 萬噸/年。中電投投資建設的合川電廠CCS 裝置則于2010 年1 月正式投運。該項目的碳捕獲能力達到了1 萬噸/年。目前捕獲到的二氧化碳尚未進行進一步處理。

“基于發電廠和煤炭氣化的工業經驗，中國在發展CCS技術取得了快速進步，”英國碳捕捉聯盟首席研究員Jon Gibbins于6月20日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道，“比起西方國家，中國缺乏大規模的示范項目，但是，未來的CCS創新技術也極有可能通過牌照進入中國市場。

周蒂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中國只是將CCS作為發展低碳的最后一個選擇。目前中國基本上采取的策略之一是節能增效，其二就是新能源。

受困高成本和高能耗

周蒂指出，CCS尚未大規模商用，主要是受困于高成本和高耗能兩大障礙。

“目前，國際上CCS技術各個方面都是成熟的，但是還需要盡量降低成本，特別是碳捕獲的成本。在整個成本中，碳捕獲的成本平均來說占據2/3，剩下的才是運輸和封存。”周蒂如是說。

但事實上，“新能源的成本比CCS高。”周蒂表示，研究資料表明，在安裝CCS的火力電廠，假如每兆瓦是68歐元的話，那么陸上風電可能是70歐元以上，海上風電以及太陽能均會達到100歐元以上。2009年清華大學陳文穎的研究資料也顯示，在單位二氧化碳的減排成本上，CCS項目比新能源降低一半以上。

“與新能源相比，CCS項目沒有國家類似的補貼支持，倍顯勢單力薄。”周蒂認為。

CCS項目的另一障礙亦不可忽視。“CCS本身消耗大量能量，就是說，將本身有限的資源用到碳捕獲上面，這就等于撞在國家‘節能減排’政策的槍口上。因此，政府對于發展CCS的態度也是猶豫不決。”周蒂解釋道。

據悉，目前火力電廠發一度電大約排放一公斤二氧化碳，但是要對其進行捕捉，其中要耗費大量的能源、蒸汽甚至電，每一度電幾乎就要增加30%能耗，電價成本提高20%-30%。

更多的擔憂是二氧化碳的泄漏問題。過去并不乏非洲村落中湖底二氧化碳泄漏，導致整個村落的人和動物窒息而死的駭人事件。

周蒂則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CCS的風險實際上遠遠小于任何地下工程，只要規劃好，風險都是可控可減的。

據她介紹，歐盟一直以來都對歐洲的CCS項目進行監控跟蹤，結果發現封存的二氧化碳非但沒有泄漏，而且擴大范圍相對小。其中，頭二三十年是非常關鍵的時期，之后二氧化碳的異常含量就會逐漸穩定下來，甚至完全消失。

業內人士還表示，中國對CCS態度不明確的另一個原因是，CCS核心技術掌握在歐美手中，中國有政治方面的擔憂。

收碳稅促進碳捕捉？

盡管如此，CCS仍是未來的發展方向。氣候組織中國項目發展經理尹樂曾指出，中國通過節能減排和發展可再生能源所可能帶來的二氧化碳減排潛力，將在2030年前后被發掘殆盡，這意味著屆時CCS將成為最終選擇。

“只有將各個地方的CCS項目規劃納入全球CCS項目體系中來才能夠實現大規模的碳減排。要完成2050年全球碳排放降低50%的目標，建立一定數量且大規模的CCS是當務之急，但是許多國家的決策者卻錯誤地認為現在為時過早了。”Jon Gibbins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周蒂同樣認為政策方面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針對CCS的高成本，政府可以通過收碳稅的方式推廣CCS技術。有研究表明，對于電廠而言，30歐元的碳稅基本上能夠使電廠回本。

Jon Gibbins則不建議高碳稅，因為“CCS項目在發展階段的成本是最高的，但是隨著技術成熟之后，成本肯定會有所下降”。但是隨他同時表示：“低碳稅或許可以鼓勵能源結構的逐漸調整，同時說服人們認識到這是未來的政策重點。至于碳稅收入則必須通過撥款來進一步發展CCS技術以及其他減排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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