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華慶：監管改革應堅持風險為本逆周期而動

2010年06月26日 11:26
來源：鳳凰網財經

0人參與0條評論

由上海市政府和中國一行三會共同主辦的2010陸家嘴金融論壇于6月25-26日在上海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為“危機之后的經濟結構調整與金融變革”，鳳凰網進行全程直播。6月26日，陸家嘴論壇全體大會二聚焦：“全球金融合作與監管體制的變革”，中國銀監會紀委書記王華慶表示，優秀的監管者不僅是在危機過后能夠提出監管體制改革的建議，更重要的是，能夠在市場開始狂歡時保持克制和冷靜，實時采取審慎的、逆周期的監管措施。

以下為王華慶演講實錄：

謝謝主席，女士們、先生們上午好！很高興能夠參加這次論壇。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后，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就是金融監管缺失是導致危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下面我圍繞本次大會的主題“全球金融合作與監管體制改革”談幾點看法。

一，關于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從來沒有停止過。每爆發一次危機，就會有人呼吁加強監管，西方有一句話叫做“壞記性是變得幸福的法寶”。若干年過后，當市場變得穩定，信心得到恢復，危機的教訓就會被拋到腦后，人們覺得監管加大了投資的成本，又會出現放松監管的呼聲。就像經濟危機一樣，監管改革也有周期。因此，優秀的監管者不僅是在危機過后能夠提出監管體制改革的建議，更重要的是，能夠在市場開始狂歡時保持克制和冷靜，實時采取審慎的、逆周期的監管措施。

當然這需要監管者具備貫穿經濟周期的智慧和相當的政治勇氣，用理智和有效的措施告訴市場，要想獲得可持續的增長可回報，就一定不能忘記人類的美德：勤勞、節儉、儲蓄，而不是過度的借貸、過度的杠桿和過度的投機。有效的監管將會推動金融回歸其簡單、透明、有效的本質，回歸其儲蓄、投資轉化渠道的本質。因此，金融始終不能、也不應該拋棄服從和服務于實體經濟這個根本宗旨。

中國銀監會負責中國銀行業的審慎監管。2003年成立以來，針對復雜的宏觀經濟形勢，銀監會提出了一系列逆周期的審慎監管措施：要求商業銀行增加逆周期資本緩沖，中小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要達到10%以上，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大型商業銀行還要增加附加資本，資本充足率要達到11%以上，同時對資本質量和結構也提出更高的要求，一級核心資本要達到80%以上，限制銀行次級債發行規模，明確銀行互持的次級債不能計入資本，可以說中國銀行業的資本質量在現在是處于歷史最好時期；銀監會還實施了動態撥備、杠桿率、更加嚴格的流動性比率和科學的薪酬機制，對房地產貸款采用了審慎的貸款價值比(LTV)和債務收入比(DTI)等比例控制，以降低房地產市場的風險暴露，等等。通過這些逆周期的審慎監管措施，有效約束了商業銀行信貸擴張沖動和短期行為，提高了中國銀行業體系的風險防范能力。逆周期的監管政策成為中國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產業政策、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具有自動穩定定器功能的財政政策一道，構成了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基本框架。

二，談到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我們就會自然地想到監管架構的調整。事實證明，金融穩定和監管架構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美國復雜、疊加的監管架構沒能有效防范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同樣，英國統一的監管架構也沒能表現得更好。就像世界上沒有一種統一的公司治理模式一樣，也不存在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監管架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監管機構的獨立性和責任感，而不是監管架構，對一國的金融穩定起著關鍵的作用。一國的監管者如果能夠獨立地、負責任地做出監管決策，就會增加金融中介和投資者的信心，從而降低風險溢價，發揮金融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雖然監管架構和監管獨立性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但各國也往往會利用監管架構的改革來提高監管部門的獨立性。

中國根據自身發展階段、金融市場的深化程度，確立了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以及監管協作框架下的主監管制度。實踐證明，這種監管架構是符合中國金融市場目前發展階段的。比如，此次危機表明，保持信貸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適度隔離有利于防范危機的發生，尤其當金融市場還處于發展初期的時候。銀監會始終堅持信貸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防火墻”建設，取消了銀行對債券發行的擔保，嚴查信貸資金違規進入股市，加強銀行債券包銷的風險控制。

又比如，過度的混業經營增加了機構的復雜度、提高了杠桿率、降低了資本監管的約束力，也是此次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銀監會一直以來都是審慎推動商業銀行開展綜合性試點，做到“能進能退”，明確銀行控股的非銀行子公司，如果一定期限內達不到同業水平，或者不能為銀行主業帶來經濟增加值，就應該制定具體的退出計劃。

再比如，過度的資產證券化打通了信貸市場和資本市場，降低了銀行貸款審查的激勵，模糊了自營和代客業務之間的界限，使得銀行不再堅持“客戶為本”的理念，這些問題在此次危機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銀監會堅持審慎推進資產證券化，明確禁止過度復雜的證券化和再證券化，嚴格控制不良資產和沒有穩定現金流資產的證券化。我們始終認為，作為一個監管者，我們獨立的、負責任的“風險為本”的審慎監管政策，將會推動建立一個可持續的、穩健的中國銀行業體系。

三，全球背景下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更需要全球合作。隨著銀行境外分支機構的增加，上世紀70年代人們對于銀行境外機構的流動性和潛在的清償風險，應該由誰來負責監管進行激烈的辯論。1975年的巴塞爾協議確立了跨國銀行集團并表監管的原則，1988年的協議解決了各國資本要求的差異導致的不公平競爭，1996年和2004年又對巴塞爾協議進行了完善。可以說，巴塞爾協議是全球金融監管合作的典范。

當前，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已經進入新的階段，但總體而言，全球監管合作還主要停留在母國和東道國協調合作上，還主要停留在資本監管的框架里，還不足以推動建立全球統一的、有效的金融監管體制。雷曼公司的清算，也充分表明了跨境清算的法律障礙和政治阻力，即使是建立了統一貨幣體系、統一中央銀行的歐元區，貨幣政策的主權已經讓渡了，金融市場已經統一了，但金融監管仍是本地化的。

金融全球化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金融服務的本地化和金融交易的積聚化是金融全球化的兩大發展方向。跨境大型金融機構和國際金融中心是推動這一趨勢的重要力量。大型金融機構的相互進入和金融服務的本地化，會推動各國監管當局的互動和監管規則的統一；國際金融中心的出現，將會推動全球共同接受統一的交易規則和監管規則。從這個意義上說，要把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就不可避免地要加強國際監管合作，參與制定和嚴格遵守全球共同的交易規則和監管規則。

中國政府積極參與國際監管合作。銀監會于2009年成為金融穩定理事會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正式成員，全面參與該組織框架下的金融監管對話。我們還參與了二十國集團下的金融監管政策多邊對話與磋商，積極參加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組織的金融部門評估計劃，對照巴塞爾《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開展監管有效性的自我評估。我們按照承諾，積極推進國內商業銀行新資本協議的實施。

我就講這三點意見，分別是逆周期監管、風險為本的監管，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監管。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