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紫金污染事件根源是權力與資本結盟

2010年07月20日 09:02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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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

上市公司紫金礦業污水池滲漏致福建汀江污染事故，被環保部、證監會和福建省三方組成的聯合調查組認定是一起人為的重大突發環境事件。事故的發生及其后企業和政府的表現，再次見證了中國特有的政企利益一體化的復雜生態環境。

在本月初發生的紫金礦業水污染事故中，最讓外界疑惑的是，企業為什么在事發9天后才向社會公告？企業的說法是“維穩的需要”，但實際上，事故發生兩天后，企業就報告給了上杭縣政府。可惜的是，上杭縣政府沒有選擇立即向社會通告實情，而是極力封鎖消息，直到無法封鎖才不得已向社會披露。

紫金礦業是中國500強企業中的上市公司。無論是按照證監會還是環保部的相關規定，對于這種會影響公司股價及投資者利益的重大事項，必須即刻予以信息披露。然而，紫金礦業卻選擇了向政府請示，而后者作出的決策是隱瞞。對廣大投資者來說，事故信息的瞞報客觀上已經損害了他們的利益。這有紫金礦業在事故公布后股價暴跌為例。

一家國有礦業巨頭連污染事故的公告自己都做不了主，而要地方政府決定，可見地方政府在其利益之深。公開的資料顯示，上杭縣國資委是紫金礦業的控股股東，占股權比例為28.96%，該縣近70%的稅收均來自于紫金礦業。但實際上，紫金礦業與當地政府的關系遠不止此。據透露，紫金礦業近幾年逐漸成為當地政府官員的掘金之地和退休之后的養老院。當地有多位政府官員在企業掛職或任職，還有官員通過各種渠道擁有了企業的股份。所以，盡管紫金礦業是上市公司，但里面眾多機構的設置如同縮微版的縣政府，大到戰略決策，小至人事任免，多數要由當地政府來拍板，而企業高管只負責具體經營業務。在這樣一個政企結構下，無論為“公告為私，政府和企業選擇瞞報就再正常不過了。

紫金礦業與地方政府的這種利益互送，在我國一些地方政府和壟斷企業、特別是國有資源壟斷企業之間，是一種常見的現象。它本質上不過是權力和資本結盟的一種反映。

資本有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之分。一般來說，權力更親近國有資本即國企，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從權力整體看，它需要通過保持對經濟的控制力以保證社會的可控性，從而保障穩定，無疑，國企更有利于權力對經濟的控制；二是從官員個人看，國有企業通過壟斷和其他政策、制度優惠所集中的龐大資源，是政治權力兌現經濟利益的最方便門徑。因為對個人來說，在市場條件下，唯有與資本接近，才最有利于官員個人利益最大化，不管這種利益是政治利益(政績)，還是經濟利益。

但權力和資本的結盟特別是政企一體化，會讓社會資源大量落入具有政府關系的企業手中，并形成壟斷，同時通過企業的分配最終化為個人的財富。所以，我們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之所以要大肆興建高能耗和高污染項目，并非單純為了“政績”，背后有著赤?裸的利益分配考量；企業則以“資本挾持環境治理”，這是相當一部分企業的環境污染事故最后都被瞞報或不了了之的根源。紫金礦業就是一例。該企業生產區多年來一直存在環保問題，每遇污染事件發生，整改、問責、賠償的呼聲常常被刻意遮蔽和回避。如2009年9月福建省環保部門檢查時，發現該企業有超標污水排入汀江，要求企業立即進行整改，但直至本次事件發生，企業仍未整改到位。

要打破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利益糾結，就必須重構兩者的關系，使之恢復到一種正常的狀態。也就是說，政府與企業之間要界限分明，各司其職。企業的責任是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活躍市場，創造財富；政府的職責是為市場經濟提供保障，為經濟主體提供公共服務。當然，在目前的轉型時期，由于政府的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政府還在大量參與微觀經濟活動，干預企業的決策，一時不能建立起制度性的社會分工，但最低限度，我們需要建立一套嚴格、公開、公正的監督約束機制，讓官員在社會監督下執行政府賦予的職責。

另一方面，對企業尤其上市公司來說，必須加強和規范信息的披露。紫金礦業的污染事故通報滯后，暴露出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問題。在目前較為完善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框架中，環境信息并不是強制披露的內容。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上市公司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時無視環境因素，募集的資金甚至流向污染嚴重的領域，加劇了環境惡化。這就需要政府部門健全環境信息公開的法律法規體系，盡快規范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行為，增強環境信息披露的強制性，尤其要規定上市公司必須披露環境信息。對不按規定公開環境信息的，要進行嚴厲處罰。

近年來，我國發生多起企業重大環境事故，給人民的生命財產，投資者的利益以及政府的聲譽都造成很大損失。紫金礦業的污染事故不過是最新的一起，相信也不會是最后一起。不能讓每次企業污染的教訓打水漂，必須動下決心，改變目前這種不正常的政企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