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稱行政強制要求企業漲薪只會使窮者越窮富者越富

2010年07月26日 00:39
來源：投資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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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8年12月初，《投資者報》就在名為“我們的富民計劃”的文章中，提出了“國民收入倍增”的建議。當時我們的觀點是，應該通過減稅、加薪和建保障等手段，讓國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未來10年實現增長3.2倍的目標，使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由45%提高到70%，讓全體國民享受到經濟增長的紅利。

時隔一年多，官方對收入分配改革的表態變得空前密集，具體的“國民收入倍增”措施也在醞釀之中。據《國家財經周刊》報道，一份以“工資倍增”為目標的收入改革方案征求意見稿，已經擺在決策層案頭。該方案提出了“凍結壟斷行業工資、同工同酬、競爭性行業一線員工工資5年倍增”等建議，引起了各個利益方的激烈博弈。

令人擔心的是，當前諸多增加國民收入辦法，似乎都聚焦在“企業讓利”上。中華全國總工會官員張建國日前對媒體透露，目前“全總”正積極推動國家有關部門加緊制定《工資條例》，并將投入1000萬元在10省市試點聘用專職人員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力爭到2012年在各類已建工會的企業實行集體合同制度，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

從表面上看，增加國民收入最主要的途徑，就是企業給員工漲工資，但如果問題真這么簡單，當前貧富差距的矛盾就不會積累到如此尖銳的地步了。

國民收入實現5年翻倍，意味著每年人均收入要實現15%的增長，而過去10年間，全國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只有11%。不要小看這4%，如果未來5年每年的全國居民收入增速多4%，意味著國民總收入將多增加14萬億元，年均多增加2.8萬億元；這也意味著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將由45%增加到62%(如果未來5年GDP保持8%增長的話)。

如果城鄉居民在財富蛋糕中的分配比例要提高17個百分點，勢必有人要少拿17%，這個部分全由企業來承擔顯然不現實。原因很簡單，我國規模以上企業利潤占GDP的比重僅為8%左右，就算企業把全部利潤拿出來加工資，也無法實現“國民收入倍增”

一個國家的財富分配，無非是在政府、居民和企業三個主體之間完成，這三者的分配關系中，政府占據了最主動的地位。政府是稅收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者，居民和企業在獲得收入時必須先向政府納稅，稅收的多寡取決于政府的立場，納稅人沒有多少談判空間。更何況，政府除了稅收之外，還控制著土地、公共服務、國有企業等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及其定價權，這都會影響財富分配的結果。

政府在財富分配中的優勢地位無需爭辯。據統計，從1998年到2008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6.2倍，同期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9倍，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只增長了2.6倍。

而企業與居民間的財富分配，主要由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當企業的用工需求超過勞動力供給時，企業就要提高工資以獲得足夠的勞動力；當情況相反時，則會出現勞動力薪酬水平低、失業率上升的局面。長期以來，我國的名義失業率為4%，這個水平已經不低，更何況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數據不在統計之列。所以，我國長期以來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客觀現實，是制約工資上漲的主要因素。

而人們貧富懸殊感受最強烈的，是國民與國民之間的收入差距，特別是巨額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帶來的不公平感。中國改革基金會研究員王小魯在最近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2008年中國存在的“隱性收入”可能高達9.3萬億，其中“灰色收入、估計有5.4萬億之巨。“隱性收入”的存在，使全國平均城鎮居民收入比原有統計提高了1倍，達到人均3.2萬元。可見，如果把“隱性收入”拿出來“削峰填谷”，倒是立刻可以實現國民收入倍增。

收入分配的核心，不在“多寡”而在“結構”，不在能否“倍增”而在是否“公平”。當前政府收入的分配比例過多，腐敗群體的隱性收入過多，這種畸形的分配結構蘊含著巨大的危險。如果對此視而不見，僅僅在企業和雇員之間找平衡，甚至利用行政手段強行要求企業出錢讓利，其最終的結果將使經濟實體受到傷害、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下降，窮者越窮、富者越富。

大鍋飯式的漲工資，看似是在體恤中低收入者，其實還是計劃經濟思維。政府應該學會利用市場規律來調節人們的收入，在效率優先的前提下兼顧公平。凍結壟斷行業工資、同崗同酬、集體協商工資等辦法，雖有可取之處，但絕非靈丹妙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勞動者技能，改變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并以減稅讓利來激勵企業加薪，才是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好辦法。

公平的財富分配，是社會和諧的基石，但破壞這種公平的，并非勞動所得產生的貧富差距，而是不受制約之權力的巧取豪奪、與權力伴生的數萬億隱性收入。追求這種公平的辦法也很簡單，就是建立透明的收入申報制度，讓一切財富都經得起陽光的檢驗。當然，這確實需要些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