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國富民窮將消解制度優越性致發展成果重新喪失

2010年10月21日 11:59
來源：人民論壇作者：竹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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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立家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導

【摘要】歷史經驗表明，國家只有擁有一個公正合理、人民認同的價值制度體系，“民富”才有可能實現，“國強”也才有堅實的、可持續性的基礎。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民富民強必須依靠一系列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來實現，也只有實現民富民強，國富國強才有價值和制度保證。

【關鍵詞】國富民強社會轉型價值制度

“國富”與“民強”的哲學思考

“民富國強”或“國富民強”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哲學”命題。雖然哲學近些年有些失落，我們已經習慣了用“經濟思維”而不是“哲學思維”，但對“民富國強”或“國富民強”這一命題的深度思考必須深入哲學層面，即從“人類文明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高度進行思考。政治哲學主要研究“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一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或一個政府的合法性，一個國家的強盛，主要體現為社會資源與價值在社會公眾之間得到了合理公平的分配。社會公正不公正，人民滿意不滿意，從哲學角度看，從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角度看，最根本的還是人民的權利和社會公平的實現程度。我們社會主義政權的最高道德標準是“人民的幸福和尊嚴”，是一民強”本而人民的幸福是與社會公正相關聯，人民的尊嚴則直接體現了人民群眾在社會現實中基本權利的實現。

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建立一個強大國家的基礎是人民的富裕安康，是人民群眾基本權利和幸福生活的實現，也就是我們目前一直強調的民主政治和“民生建設”。國家強大不強大，表現為三個基本方面：一是有一個公正的制度體系；二是有一套穩定合理的價值體系；三是社會財富的持續增長。而這三者最終都是為全社會“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終極價值目的服務的。如果國家富裕了，而社會的大多數人沒有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享受到發展的成果，沒有真正實現“民富”，或造成社會“貧富差距”的持續拉大，結果就會消解社會信任、消解社會凝聚力、消解社制度的優越性”、稀釋和顛覆我們社會所崇奉的價值和理想。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國強”就是一句空話，甚至國家發展的成果或國家財富也會逐漸流失掉。

綜上所述，沒有“民富”和“民強”，就沒有“國強”，即使國家富裕了，但財富分配不公，或財富集中在少數特權階層手中，而人民沒有參與權和表達權，那么，結果就是國家失去向心力，社會就會一盤散沙，民族就沒有了凝聚力。

沉痛的歷史教訓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中國的經濟總量排世界第一，大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9.6%，清政府的財政收入大約是8000萬兩白銀，通過茶葉、瓷器、絲綢貿易，世界70%的白銀流往中國，當時的中國堪稱富國。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富國和大國，卻被小小的英國打得割地賠款。中國逐漸變成了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演繹了“富而不強”的典型案例。

其實，當時中國的統治階層和一些開明的知識分子也在總結經驗教訓，結論是“技不如人”，于是才有了1850年代之后長達30多年的“洋務運動”，以及后來涉及制度改進的“維新改良”，企圖挽回國運頹勢。但由于洋務運動并未觸及到國家制度層面，因此它未能改變中國的命運；“維新改良”由于既得利益者的反對也失敗了。隨后，人民群眾更加“貧困化”，社會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人民群眾與統治者離心離德，官僚階層的腐敗無能使統治者失去了民心和最起碼的威信及公信力。

中國在搞洋務運動之后，日本也在1868年搞“明治維新運動”，但日本面對“炮艦政策”，結論是“制度不如人”，因此，日本派出了大量的留學生學習西方的社會科學，走憲政民主之路，進行現代化的制度設計和改革，限制和約束權力，為公民的政治參與留下了巨大的空間，使國家的發展與人民的利益息息相關。因此，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日本有了長足的發展。而同期，中國卻沒有意圖進行制度上的改革，國家依然是統治者的國家，而不是人民的國家。在總結小小的日本如何能打敗中國和俄國的教訓時，晚清的統治者也意識到“制度不如人”，于是，清政府也想搞“憲政民主之路但一切都晚了，人民等不急了，辛亥革命爆發了。

現實困惑

現在，我國社會正處于關鍵的戰略轉型期，較之于改革開放初期確實富裕了。但有兩點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一是我國人均GDP還排在世界100位之后，這說明我們的人均富裕程度還不如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按平均數來看還談不上“民富”；二是在“民不富”的情況下社會的不公正狀況還在擴大，貧富差距繼續拉大，這一狀況發展的邏輯結果必然是社會矛盾和社會對立的加劇，社會誠信的流失，可能出現社會不穩定和“發展成果”的重新喪失。

僅就一些常見的統計資料來看，我們就知道社會貧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到了何種程度，知道社會不穩定產生的根本原因，也知道為什么政治行政體制改革具有緊迫性。

目前，我國的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我們的財稅收入總量也是世界第二，這說明我們國家確實富裕了。但是，在我國經濟實現飛速增長同時，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卻十分有限。從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快速增長期，勞動者薪酬占GDP比重從53%下降到40%左右；居民收入所占GDP的比重從1990年的55%下降到2009年的42%左右。另外，全國大約有一半的職工近些年的工資沒有增長或負增長，在經濟成倍增長的情況下，這樣的增長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些數字說明第一次分配就存在著嚴重的不公，使我們的“擴大消費”基本變成了一句空話，因為大多數“老百姓”手里確實沒有錢。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有企業管理層薪資水平是普通職工的幾十倍甚至是上百倍。

如果考慮第二次分配情況，現狀也不容樂觀。從2003年到2009年間，國家在教育、醫療衛生、就業、社會保障方面的財政投入一直維持在28%左右，甚至2009年較2008年還下降了0.89%。這就是說，看起來每年的絕對數在增長，但相對數沒有增長甚至下降，因為財政收入增長更快，政府自身消費增長更快。當前，我國社會保障投入占財政收入的大約11%左右，占GDP的2.4%左右；而發達國家則占財政收入的50%以上，GDP的10%以上。由此可見，我國的二次分配不公現象也比較嚴重，“社會結構性”改革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