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從中美之爭到全球之戰

2010年10月23日 02:14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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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理達周慧蘭

貨幣戰背后:就業之爭

《21世紀》：近期，日本、巴西等一些國家紛紛采取競爭性干預政策，壓低本幣。全球各國從共同協作救市，轉為貨幣爭端不斷，發生此種轉變的原因是什么？

陳超：危機之后，發達國家想要走原來的老路，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已經行不通了。美國危機之后，居民儲蓄率急劇上升，到現在還是5.8%左右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拉動經濟？三駕馬車中最立竿見影的就是投資，所以美國大搞財政刺激。但這種政策是一次性的，投入過后，代價是財政赤字急劇上升。2009年二季度之后，美國經濟開始往下掉了，歐洲、日本的情況也不好。目前美國的失業率約9.5%左右，儲蓄率也很高，居民消費信心不足。巨額財政赤字擺在面前，靠投資不行，唯一剩下的一招就是出口。

全球貿易不平衡是個長期問題，短期內不會有太大改變。當下刺激出口最立竿見影的就是打價格戰，通過匯率大幅貶值，使出口具有競爭力。德國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由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歐元被動貶值，德國的出口急劇上升，經濟恢復極其強勁。其他國家也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美國在年初提出五年出口要翻一番，通過弱勢美元實現這一目標。美國這樣想，新興國家更不例外，紛紛通過貶值獲得出口競爭力。

匯率戰的根源在于各國走出危機的手段實在有限，只能通過貶值獲得出口競爭力。各國都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來推動本幣貶值，但實際上這對全世界來說可能是一個災難。誰的貨幣大家都信不過了，你也貶，我也貶，最后都去搶黃金，導致黃金價格的嚴重泡沫。

曹遠征：首先，經濟復蘇進程可能不像我們所想象的，現在整個結構都在發生變化。貨幣政策只對防止更大衰退有意義，而對提升經濟增長意義不大。因此傳統的凱恩斯擴張性經濟政策出現了失效，美國出現了無就業增長的復蘇，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人們現在也找不出更好的辦法，只能相信凱恩斯的經濟學，繼續用這種辦法刺激經濟。所以我們看到美國、日本等國仍然在給經濟注水，人們稱之為“定量寬松”，我覺得不對，應該是不定量的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

因此，匯率戰的核心是就業問題。美國人說中國作為出口大國，損失了它們的就業機會，克魯格曼曾經計算過，他認為如果人民幣匯率調整到位，可增加140萬個就業機會。美國現在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匯率調整有利于它擴大出口、增加就業，這是美國的邏輯。我們的邏輯則是：中國和美國工人工資差三十幾倍，如果美國工人工資能降到中國的水平，就一定會有競爭力，但美國降不到，所以，盡管中國的工資水平持續上漲，但與美國還有很大差距，中國的出口一定會比較大，這是由經濟結構決定的。因此，匯率問題并不像美國所說的那么具有決定性意義。以上是全部爭端的核心所在，簡言之，匯率之爭實際上是就業之爭。

其次，全球復蘇進程不一致，以中國和亞洲為代表的國家復蘇非常強勁，西方國家經濟卻起不來，這導致了貨幣政策的差異，而這一差異又導致了一個問題：全球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是美元，一方面，美元不斷發行會貶低美元內在價值；另一方面，美元發行卻不能提升經濟增長，這樣錢就會流到發展中國家，推高發展中國家的資產價格。

在匯率上就表現為這兩方面同時起作用，所以我們不清楚現在的人民幣升值是由美元貶值引起的還是由人民幣升值引起的，美元貨幣的錨在漂移，所有國家的貨幣相對美元都在升值，流動性轉入發展中國家，抬高了這些國家的資產價格，使它們的貨幣面臨加速升值的壓力。迫于這種壓力，他們開始干預匯市，于是演變為貨幣戰，這個問題在9月29日美國通過《匯率操縱法》后更加突出了。因為美國發現所有的國家都開始干預貨幣，這不再是中美之間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的問題，是全世界復蘇進程、貨幣政策不一致導致的復雜局面。

《21世紀》：在這場紛亂的貨幣戰中，各國的主權利益與全球利益產生了很大的沖突，您認為我們應當站在什么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作為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大國，中國應如何參與未來的全球經濟進程？

黃益平：現在國家之間不信任的程度并不是歷史上新高的水平。不信任是因為各國在政策上不協調，加上經濟不好所造成的。全球化并不會到此結束。中美雙方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夠相互理解的，很多問題是由于政治因素糾纏其中造成的。所以，與其重估全球經濟走勢，不如努力促進各國之間的理解和合作。

對中國來說，匯率政策需要更靈活一些，這是我們進行國際談判的起點。而全球失衡問題是綜合性經濟政策的結果，不單單是匯率決定的。日本廣場協議之后，匯率一直在升值，但它的經常項目順差卻在擴大。當然，這并不是說匯率跟經常項目失衡沒有關系，二者是有關系，但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影響因素。所以，在G20會議上，中國應引導各國把關注點更多放在解決根本性問題上，即各國的經濟結構性改革。對中國來說，光動匯率無法解決失衡問題，關鍵是推進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

曹遠征：我們必須站在全球角度考慮問題，考慮在全球中中國的責任，在這個基礎上再來考慮我們的利益。首先，必須堅持全球化進程。去全球化是很危險的，1929-1933年大危機以后，各國競爭性的貿易保護和貶值政策，導致的結果是二戰。所以，從人類利益來講，維持世界秩序需要堅持全球化的方向。

其次，全球化過程中的再平衡問題。中國明白高儲蓄、高投資、低消費的模式不可持續，美國也明白高消費、低儲蓄、低投資的模式不可持續，這是經濟結構問題，一定需要再平衡。中國人消費多一點，美國人儲蓄多一點，進行平衡，這是一個方向。只是調整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人民幣大幅升值無助于結構調整。唯一的辦法就是漸進，在情況不明的情況下一定要穩住，這不僅是為了中國的利益，也是對世界經濟負責任；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在發展，勞動生產率在提高，人民幣有升值傾向是必然的，只不過升值的過程需要權衡利弊，以我為主，這既適應了世界經濟調整的需要，也考慮到中國經濟本身的承受能力。

陳超：現在是一個很差的局面，而更為糟糕的局面才剛剛開始。各國之間反傾銷、貿易戰將會愈演愈烈，貿易保護主義將益發猖獗。

過去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在危機之后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在短期內讓大家再恢復對美元的信心是比較難的，而且盯住美元的全球貨幣體系具有不穩定性。所以中國要在推動貨幣體系改革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現在提了很多解決方案，什么SDR、超主權貨幣，是一個長期愿景，在短期內很難實現。還有方案建議回到金本位，但世界黃金儲量、年開采量都是有限的，黃金產量增長根本跟不上經濟增長的速度，會導致通縮和經濟長期低迷。所以中國際貨幣體系最務實的轉型方向就是多元化。

未來中國的目標應該是在儲備貨幣中占有一席之地。現在的儲備貨幣是美元、歐元、英鎊、日元。中國在G20會議上應逐步表明態度，有更多的配套行動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要成為儲備貨幣，先得是國際化的、可兌換貨幣。同時我們也需要很強的金融市場和豐富的金融產品，人民幣國際化后，很多人想要投資人民幣，若沒有相應的產品，金融市場的深度不夠，將容納不了那么大的需求量。所以在G20會議上中國要積極反映我們的訴求，推動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與此同時，對于國際金融機構治理結構的改革，在投票權和席位方面，中國應逐步爭取到更多的份額和話語權。當然，中國也要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要在國際組織中投入相應的資源。

人民幣升值還是美元貶值?

《21世紀》：面對各國壓低本幣的競賽，我國的匯率政策應作何反應？

黃益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人民幣確實被低估了，我想人們對此沒有太大的爭議。過去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每年在10%以上，但人民幣升值的總幅度還是較小的，匯率問題跟經常項目失衡是有關系的。匯改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讓市場因素在匯率決定機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單向的、近乎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已給我們的經濟帶來了一系列負面影響，如結構失衡、出口依賴、服務業發展不足等；在國際市場上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積累了升值壓力和貿易摩擦。

人民幣要升值，但要緩慢進行。若人民幣短期大幅升值20%-30%，中國經濟將無法承受。在匯率問題上，最理想的處理方式是主動進行國際對話，同時允許人民幣相對穩定地升值。2005-2008年，人民幣平均每年升值7%-8%，這是經歷過的，也并沒有造成嚴重后果。此輪升值若照此進行，是可以承受的。

《21世紀》：那么，人民幣升值的標準在哪里？如何看待利率和匯率政策之間的關系？

曹遠征：人民幣升到什么程度就不升了？不知道。因為人民幣是資本項下不可兌換的貨幣，我們不知道供求關系。美國人說人民幣要重估，其含義是你一定要開放資本項目，這對中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們承認人民幣將來要走向全面可兌換，但并沒有時間表，要看國際資本流動狀況，這是亞洲金融危機得出的教訓。

與此同時，匯率是相對價格的變化，目前人民幣本身的變化，究竟是美元貶值還是人民幣升值造成的？從目前情況看，美元的貶值傾向更甚。提高利率，意味著更多的熱錢進來，必須加快升值才能擋住熱錢。因此，只有低利率和低匯率相聯系；高利率一定跟升值過程相聯系。這又變成一個奇怪的循環：美國在持續定量寬松，利率為0，在美國借一筆錢換成人民幣投資中國，利率為2.25%，就有2%以上的利差，中國若加息，利差更大，錢來得更多；為了對沖，就必須升值。

三個問題疊加在一起，導致的結果是人民幣在資本項下必須嚴格管制，才能把熱錢擋出去。而這一做法恰恰違背了經濟學最基本的理念。因此美國強迫人民幣升值，最終導致的結果是美國人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最終的辦法是大家坐下來好好談，了解各自的情況，以合作的態度進行漸進、有序的安排，創造共贏的格局。

IMF改革構想

《21世紀》：在全球合作面臨分崩離析之際，人們寄希望于下個月即將召開的20國峰會，您對這次會議有什么期待？對于呼聲漸高的IMF改革，您有怎樣的建議？

黃益平：和亞洲金融危機相比，IMF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的表現有很大的改善，從它的政策措施來看，包括提供流動性、干預市場、支持相對寬松的財政政策等，都和其在1998年提供給亞洲的政策建議大相徑庭。這說明IMF從過去的教訓中不斷學習、改進。

IMF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代表性問題，可能下個月在韓國首爾的G20首腦會議還要再討論各國的投票權問題，現在的投票權分配不能反映各成員國的重要性。另外，歐洲過度代表的問題比較突出，IMF的總裁一定是歐洲人，這不公平。美國對IMF很多決定都有一票否決權，這也是有問題的。這三方面改革，才能使IMF在新的國際金融體系中更具代表性，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國際金融合作本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IMF是聯合國體系的延伸，將近200個國家，達成明確的一致意見，確實很困難。G20的優勢則是比原來的7國集團更有代表性，比聯合國更有效率。當然，G20也有很多受到質疑的地方，如合法性問題。但G20在過去兩年間把金融風險和經濟衰退控制住了，對全球經濟貢獻很大。下一步如何推動國家間合作，G20面臨較大的難度。鑒于目前各國在匯率問題上的爭端，G20確實應幫助解決匯率戰和全球再平衡問題，并把重點放在各國的經濟改革上，匯率只是改革的一部分。

曹遠征：20國峰會我認為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是原來傳統定義的金融監管框架，二是對世界經濟復蘇進程的評估，以及各國的經濟政策能不能達到協調。匯率問題是題中應有之意。從這個意義上講，匯率只是一個表象，它的背后是各國復蘇進程不一致造成的政策差異，這個差異需要進行某種協調。

目前的國際經濟秩序是二戰后建立的，它由三個基礎構成：一是二戰后形成的聯合國，這是一個政治組織；二是關稅貿易總協定，即WTO，這是經濟組織；三是國際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實行兩掛鉤一穩定，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和美元掛鉤，同時間接與黃金掛鉤。70年代后，美元兌黃金開始不穩定，變成浮動匯率，但這個制度的核心沒有改，美元仍是中心貨幣。這一定會出問題，美聯儲既是全球的中央銀行，又是美國的中央銀行，于是就變成了美國人經常說的“我的貨幣，你的問題”，這是全球金融危機中最核心的問題。而過去的架構，包括IMF、世行都依附于此。所以，當美元出現問題以后，IMF肯定沒有辦法，我們需要改造IMF。

首先，改革表決機制，如把5%的投票權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力量在加大，增加他們的投票權可以吸收多元化的意見，過去表決權總是在美國一側，美國的決策就是IMF的決策，美國出了問題，IMF就沒有辦法了。

其次，過去IMF是一種事后機制，它對付貨幣危機有辦法，但對付金融危機沒有辦法。貨幣危機是一國的國際收支出現問題，IMF可以給它補充一些流動性，即IMF貸款，維持其平衡，但這一定是你出了問題才有的。這次金融危機我們發現，等出了問題就晚了。貨幣危機過去經常發生，是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問題，現在不是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不夠造成流動性困難，而是美國、美元出了問題，發展中國家成了被動的，這時候就需要加強金融監管責任，要提前預防而不是事后救援。

最后，IMF暴露的問題是過去總是用西方的眼光評估危機，這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其邏輯是：一國的國際收支出現問題，是因為財政沒有控制住，出口太少，進口太大；IMF要給貸款，就要求該國宏觀經濟緊縮。亞洲金融危機時，一些國家為了獲得貸款，緊縮經濟，最后把經濟弄崩潰了。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也需要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而不是緊縮性的。在這種背景下，IMF的貸款這么掛鉤是有問題的。所以，我們在流程、方法乃至觀念上都要發生變化，這有著很深刻的經濟學含義。

目前人們看到IMF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無能和無力，對它不大信任；加上經濟全球化客觀上需要加強國際協調，但各國都有自己的主權，誰也不愿意讓渡這件事給IMF，這構成了我們現在的困境。20國峰會要討論的就是這個框架，將來貨幣政策怎么協調？誰來協調？各國利益和國際利益之間的關系怎么處理？需要一個共識。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對20國峰會寄予很高的期望，看能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前進一步，在全球中考慮共同的問題，而不要把很多問題變成國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