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制度的剛性導致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很難

2010年11月05日 16:35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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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 2010年11月5日至6日，“首屆財新峰會：變革世界的中國策”在北京舉行。此次會議以“中國與世界”為主題。鳳凰網財經全程進行報道。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在演講中稱，在剛性制度的約束下，我們的發展模式必然是靠投資驅動，不可能轉到消費上，除非打破剛性的體制，才有可能把增長的重點從投資轉向消費。下面是許小年發言實錄：

許小年：謝謝方總的介紹，非常高興到這里來開會，和斯蒂芬·羅奇在一個會議上，我是不大高興的。因為和斯蒂芬·羅奇一起開會，我們沒有辦法爭論，觀點基本一致，所以不太喜歡跟斯蒂芬·羅奇一塊開會。斯蒂芬·羅奇剛才講的觀點我都是同意的，當今世界經濟，包括兩個最大的經濟，中國和美國經濟，面臨的問題不是周期性問題，不是宏觀經濟政策、不是數量寬松，不是4萬億刺激計劃所能解決的。兩個國家，乃至于整個世界面臨的是深刻的結構性問題，這個結構性問題是出現在過去20年間全球化的進程中發生的。具體來講，美國的經濟高度負債，靠過度借債來維持繁榮，靠過度借債來支撐無法支持的消費水平。中國經濟正好相反，是過度儲蓄、過度投資，斯蒂芬·羅奇先生剛才講過，中國的投資占GDP的比重直低50%，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這么高的投資率下保持經濟的長期增長，這些非常嚴重的結構性問題，不是靠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所能夠解決的。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所4萬億也罷，充其量只是手術之前的輸血和輸氧，打麻醉劑，麻醉劑的目的是為了手術順利進行，而不是代替手術。現在世界各國的政府，包括中美兩國的政府都幻想麻醉劑可以代替手術，希望在麻醉劑、興奮劑用了之后，就逃過痛苦的結構改革，逃不過去。美國人過度負債必須要用去杠桿化來完成，去杠桿化在市場和民間正在進行，美國將來最困難的去杠桿化是政府的去杠桿化，斯蒂芬·羅奇剛才也講到，美國政府債臺高筑。歐洲政府也是同樣的情況，多年實行凱恩斯主義的結果，一而再再而三的推遲不可避免的又是痛苦的手術，不愿意去做結構調整，因為做結構調整會丟掉選票。但是，你不做結構調整也要丟掉選票，這次中期選舉給奧巴馬上了一堂課，如果僅僅靠美聯儲和財政部想混過這一次危機，不可能。現在美國的選民也已經意識到這一點，現在有人懷疑奧巴馬是不是能夠做滿四年，能不能做第二屆。

美國要進行結構調整，中國更要進行結構調整。美國的市場體系，美國的政治體系還是有一定的彈性，允許它逐漸的調整它失衡的結構。金融機構資不抵債的要破產，過去借按揭借多的還不了的要破產，房子要被銀行拿去到市場上拍賣，這是我所能看到的，作為經濟學，我所能看到的作為結構調整的必經之路，這個必經之路很痛苦。政客們老是要欺騙選民，老是跟選民講，你投了我的票，我可以讓你們舒舒服服的度過危機，天下沒有這樣的好事，你過，過去過度借債，過度透支，現在必須償還。作為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你應該告訴民眾，現在經濟的現狀是什么，我們過去犯了什么錯誤，為了過去的錯誤，我們現在必須付出什么樣的代價，這才是我們講的問題。到最后推遲結構性的調整，結果是什么？結果是美國的經濟表面復蘇，但是這個復蘇非常脆弱。最近我們看到“二次探底”的一些數據出來了，新房開工數據掉下來了，汽車的銷售量掉下來了，說明結構調整沒有完成之前，美國經濟的復蘇是脆弱的，是不可持續的。將來美國經濟會走出蕭條，會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但是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不會是由于美國財政部的刺激政策，也不會由于美聯儲的數量寬松，是由于市場上非常殘酷但是又不得不進行的結構調整。這就是去杠桿化。把過去的債務償還掉，把國家的資產負債表恢復平衡。美國的私人部門現在資產負債表比危機前是健康的，但是作為一個國家，它的資產負債表沒有很大的改觀，只不過把私人部門的負債搬到了公共部門。過去由私人承擔的債務，現在由政府背上，整個國家的負債率并沒有明顯的降低。這個過程我們在歐洲看到了，為什么歐洲現在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歐洲的財政政策，它的主基調是緊縮，為什么？為什么不能像凱恩斯主義那樣，在經濟衰退的時候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因為政府要破產了，不得不緊縮、不得不在國家的層面上進行資產負債表的調整。英國人在這樣做，愛爾蘭人在這樣做，希臘人不得不這樣做，再不這樣做國家就破產了。如果美國政府像現在的奧巴馬政府一樣，繼續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早晚有一天他要走上希臘的道路。那是可以預見的。

中國要做結構調整困難更大，因為我們的體制剛性，同樣也是斯蒂芬·羅奇剛才指出的，中國的結構調整需要增加消費的比重，我完全贊成，但是如何增加消費的比重？為什么在過去的十幾年間，我們投資的比重越來越大，我們喊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喊了十幾年，為什么到現在仍然轉變不過去？這就是因為我們有著制度剛性，在剛性制度的約束下，我們的發展模式必然是靠投資驅動，不可能轉到消費上，除非打破剛性的體制，才有可能把增長的重點從投資轉向消費。為什么這樣講？為了拉動消費，首先要想一想中國的老百姓為什么儲蓄率這么高，存錢存這么多，如果中國老百姓不存這么多錢，我們也沒有錢去把投資率拉到接近GDP的50%，中國老百姓存錢存這么多，是因為未來的不確定性。說明什么？說明我們的社保體系不到位，中國的老百姓消費上不去，消費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美國人消費占GDP70%，我們消費占GDP35%，正好差了一半。美國人是過度消費，我們消費不足。為什么消費不足？社會保障體系不到位。在過去的十幾年間，國民收入的分配向政府傾斜，不是向居民傾斜，這是我們消費上不去的另外一個原因。在財富積累方面，國民財富的積累速度是落在國有部門的財富積累，央企財富資產的增長速度，我們前國資委的主任卸任的時候報了一份成績單，那份成績單也許個人會感到欣慰，作為經濟學家看到這份成績單的時候只會感覺到中國經濟結構失衡在繼續惡化。

要刺激消費，就要在財富和收入的分配上向居民傾斜，但是這個傾斜不是由政府去殺富濟貧，這個傾斜是進行制度改革，在一次分配的市場上和二次分配的市場上體現公平的原則。收入的分配上我們首先要討論的問題是政府和民間的收入分配問題，為什么政府占的比重越來越大，這個收入分配問題我們要討，論的是國有部門和民營部門的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問題我們要討論的是為什么新增長的國民收入，王小魯做了一個出色的研究，說明我們過去幾年間收入的分配大多數集中在最高端的收入組別里，而中層和下層的收入組別收入增長速度遠遠的落后于高端組別的收入，為什么？是因為灰色收入的存在，而灰色收入也就是我們講的尋租。如果不解決尋租的問題，不解決官商勾結的問題，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居民的收入分配。這些大的結構性問題需要我們花力氣來進行研究。我曾經提議過為了刺激消費，要增加居民的資產，十七大中曾經提到過，要增加居民的資產性收入，要增加資產性收入首先要增加資產，否則哪里來資產性收入。增加資產方法很多，把土地還給農民，農民的資產立即就有了，當農民自己掌握了土地的所有權的時候，強拆強遷的問題就會得到解決。

我們幾十萬億的國有資產可以分給13億民眾，國有資產在國資委手里管著，一分錢都不能用于消費，如果分給民眾就可以變成消費購買力。有很多的政策，政府與其花4萬億扔到“鐵公基”里管不如把4萬億放到社保里，與其國資委掌握幾十萬億的國有資產，不如把它放到全國社保基金里，來充實我們的社會保障，使老百姓可以放心的把儲蓄拿出來用于消費，來支持中國經濟的增長。當然，我提出的這些對策都很少有可能被政府所采納。之所以很少有可能被政府采納，是因為這些政策和政府的利益不協調，如何去協調政府和社會的利益？要靠政治體制改革，要靠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夠把社會公眾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協調起來，我們不是不要政府的利益，也要，但是它要和社會公眾的利益保持一致，保持一致必須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進行。我看了“十二五”規劃，我覺得很好，我不能不說好，因為老方過去是我的領導，如果我要說不好他會批評我不懂政治，所以我一定要說好。說好了以后美中不足，“十二五”規劃沒有提改革，既沒有提政治體制改革，也沒有提經濟體系改革，而離開了改革，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沒有辦法解決，而離開的改革，我們的結構性問題沒有辦法得到矯正，我們永遠坐在這里年復一年的談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我們年復一年的在這里搖頭就這樣了，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十二五”規劃現在正在征求民間意見，本人借舒立同志的講臺提一條意見，請“十二五”規劃認真考慮政治體制改革，謝謝大家。